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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达

[公元1892年-1975年]

陈达为[公元1892年-1975年]

  陈达(1892—1975),又名邦达,字通夫,余杭吴山镇(今属仓前镇)人。自幼聪敏好学,13岁入余杭县高等小学堂,无论寒暑,每天起早摸黑,步行十五六里赶到学校,为堂长(校长)姚仲寅先生所赏识。受其资助,于清宣统二年(1910)入杭州府中学堂,毕业后考入北京清华学堂留美预科班。在清华衣不求华,食不求丰,刻苦学习,常在课余帮助教务处抄写、翻译,挣钱弥补日常生活。1916年,公费保送赴美深造。1918年6月,获美国波仑市立德学院学士学位,转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次年获硕士学位,再继续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与国际知名社会学家佛莱克、劳雷麦、斯尔图特、莱斯华伦、汤普森等多次交往。1923年暑期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于母校(清华)任教。1929年,清华学堂更名“清华大学”,出任社会学系第一任教授和系主任。主编《清华学报》,同时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国际人口学会会员。1947年至1949年,先后任世界人口学会副会长,国际统计学会会员,太平洋学会会员兼东南亚部负责人。毕生从事“人口”、“劳工”的教育与研究工作,在国内外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共300多万字。解放前编写的有《中国移民的劳动状况》、《现代中国人口》、《中国最近八年间-调查》、《中国劳工问题》、∠洋华侨与闽粤社会》、《浪迹十年》等。解放后编写的有《解放区的工人生活状况》、《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史》等。其中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博士论文《中国移民的劳动状况》,被当时美国众议院第88次会议选为档案出版。1925年,出访日本、夏威夷,出席在檀香山举行的第一次太平洋关系协会的代表大会。回国后,出版《现代中国人口》一书,提出生存竞争与成绩竞争的理论,在国内外影响很大。1931年,到平西、怀来一带,通过对宋家营、杨庄两个村的调查,提出做到每对夫妇只生一对子女,实行“对等更替”控制人口的主张,实行节制生育。并在北京成立节育指导所,创办《人口福利》刊物,宣传节育知识。
  陈达治学坚持实事求是,注重社会调查。在1923—1952年的29年中,先后主持和参加社会调查24次。在国内调查了北京城乡市镇状况,上海工人生活状况,华南闽、粤华侨状况,其中以昆明呈贡及附近地区人口普查规模最大,参加者1300余人,调查范围3县1市约60万人口。在国外考察了日本、朝鲜的劳工状况,南洋和夏威夷的社会生活状况,印度加尔各答地区的农民状况,德国、瑞士、意大利的工人生活状况,苏联市镇工人和集市农民状况。在调查研究中坚持让事实说话,常告诫同事、学生“有一分材料,便说一分话;有两分材料,便说两分话;有十分材料可以只说九分话,但不可以说十一分话。”根据调查所作的《现代中国人口》一文,美国《社会学杂志》1946年7月号全文刊登,后又出版专辑,198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又重新出版。
  陈达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较长时间内,他从自己的专业出发,提出实行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品质的救国主张。对党派的政治斗争,采取超然态度。拒不参加国民党。1945年,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次年,李公朴、闻一多遇害,深受震惊。常在课堂上发泄对国民党的愤懑。1947年,和清华、北大等院校的13位知名教授-,发表抗议国民党政府侵犯-宣言。1948年,国民党派飞机接他去台湾,毅然拒绝,和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等教授坚守清华园,迎接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央劳动干部学校教授兼副校长,中央劳动部保护司副司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代表,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52年,被联合国聘为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从事人口和劳动问题研究。50年代和马寅初一起,在政协会议上积极向党和政府提出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建议。1957年在《新建设》发表《节育、晚婚和新中国人口问题》一文,指出:“从1953年人口普查以后,新中国的人口每年在增加一千万以上,必须认真解决人民就业和降低出生率问题。”富有卓见,但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改正。病逝后,骨灰存放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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