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兰
[公元1919年－1945年]
张世兰为[公元1919年－1945年]
张世兰，原名叫李元绍，1919年10月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俚岛湾小沟村。父亲李大升中年得子，欢喜异常，尽管家中不太富裕，还是供他念了七年书。
九一八事变，日军侵略中国东北；山东军阀连年混战，在少年张世兰的心灵中，留下了一连串的疑问和阴影。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处于危亡时刻。荣成县人民在中共胶东特委的领导下，发动了黄山、埠柳乡校、古迹顶等起义。这些武装起义，极大地激发了荣成县人民的抗日热情，抗日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张世兰参加了荣成县第一个武装游击小组。
游击小组受县军事委员会领导，主要任务是搜集武器和锄奸。张世兰参加游击小组后，思想进步，活动积极，机智勇敢，很受小组同志们的喜爱与信任。他带头除掉了关家村0大烟土、贩卖日货、勾结日军为非作歹的汉奸关锡增。
事隔不久，他又领人除掉了大沟村的一个上结官府，下交流氓，欺压群众，霸占0的恶霸、地头蛇李春生；还陆续除掉了一些有民愤、有血债的汉奸、恶霸和地痞恶棍。这些举动，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在日军侵占荣成的前夕，国民党军队闻风逃跑，很多0都被掩藏起来或散落在一些个人手中。游击小组在搜集这些0的过程中，做了很多艰苦的工作，先后起枪200多支。其中，张世兰等就起出50多支，为支援荣成建立人民武装做出了贡献。
张世兰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1939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7月，根据组织决定，张世兰和本村远枝的姑姑李云霞被送到胶东区党委党校学习。
1943年春，由东海地委-部推荐，经胶东区党委-部决定，将张世兰派往大连，到胶东海外各界抗日同盟总会大连分会做党的工作。为了不暴露身份，他将名字改为张世兰。
到大连后，张世兰并没有立即同大连抗日同盟分会组织进行联系。他以西田电气行二掌柜张富云“小舅子”的身份，住在西田电气行里，同伙计们吃住在一起。早晨帮助干点零星活，然后就出去走街串巷打帮工，以此熟悉敌伪重要机关和街道情况，掌握有关社会动态及群众的反映。直到他认为自己没有被人注意，对大连情况也有所了解的时候，才到隆兴茶庄找宋天鹏联系，又同张寿山、姚华芝见了面。自此，大连抗日同盟分会在张世兰的领导下，开始了建立党组织的准备工作。
1944年7月间，胶东抗日同盟总会负责人张坚从胶东来到大连，在隆兴茶庄介绍张寿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8月间，张世兰发展宋天鹏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于是，在隆兴茶庄内，由张世兰、张寿山、宋天鹏三个人组成了大连抗日同盟分会第一个党小组。张世兰担任小组长。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党的有生力量在不断壮大。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时，大连抗日同盟分会已有共产党员16名。这些同志在秘密的抗日工作中，做出了很大贡献。
1945年“八一五”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在旅大地区如同一声春雷，震动了全市人民的心扉，到处是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从此日寇对旅大40年的血腥统治结束了，人民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欢乐之中。
然而，一个新课题却摆在了张世兰面前。由于形势突变，他们和上级党组织一时联系不上。在没有得到新的指示的情况下，下一步的工作该怎么办?在这紧急关头，他召开了党的会议，决定利用日寇投降的有利时机，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并积极设法和苏联红军取得联系。
张世兰等在8月26日召开会议，决定将原来的支部扩大为总支委员会，由张世兰、张寿山、宋天鹏、冷青、刘铁山、于宏海、孟春和李继先等八人组成总支委员会，张世兰任书记。
总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着重研究了组建武装队伍的问题。大家指出，几天来的社会形势发展表明，眼下苏军对大连的社会状况尚不够了解，因此，一些反动势力纷纷登场，妄图掌握政权，我们应当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迅速建立起自已的武装队伍，配合苏军维护地方社会治安，为建立人民政权打好基础。
经过较细致的研究和讨论之后，党总支决定先组建一个营，下辖四个连。人数大约在600人左右，队伍名称定为：“十八集团军山东省胶东第五支队”。关于如何解决武器问题，张世兰启发大家向敌人要0，要弹药。于是，总支委员会决定，掀起一个起枪运动。
起枪运动的决议，调动了蕴藏在群众中的积极性，产生出无穷的力量，很快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可喜收获。抗日同盟会员李荣庭，带领于学信、马天增等四个人，用红布包着的小条帚头当手枪，在伪特高课刑事宋大智的家里缴获了手枪一支，子弹十多发。
经侦察，他们抓住了住在大东旅馆的土匪头子胡某，解散土匪20多名，缴获三八步枪七八支，短枪两支，战刀、刺刀十余把，子弹一部。
寺儿沟王家屯有个叫徐吉庆的，和李继先有交往，听说党总支要弄武器，主动提供线索，说东码头的仓库有些枪，可能是水上警察署的。他自报奋勇带路。得到这个消息后，张世兰同大家研究决定，让李继先、宋天鹏、姚华芝、孟春带人将这部分枪起出来，并确定了行动计划和注意事项。
一天夜里，20多名抗日同盟会员经过认真准备，在徐吉庆的引导下，趁着月光，一路纵队行进在去往东码头的小路上。他们走完十来里路之后，剪断挡在前面的铁丝网，以矫健的动作，径直奔向仓库……
这次任务完成得很顺利，共起枪50多支，经过检修擦拭之后，均可使用。
有了这批枪，更加鼓舞了群众的斗志。他们发扬机智勇敢的精神，用木棒、红缨枪、石头等相继从敌人手中夺取了一些武器。抗日同盟会员王兆毅等，还从黑石礁的海滩上挖出了一批子弹。就这样，从总支会议号召大家起枪开始，不到半个月的光景，共搜集到手枪20多支，长枪60多支，子弹几千发，为组建武装奠定了基础。
9月8日，党总支在马栏屯西南山的石门沟召开了抗日同盟代表会，会议由张世兰、张寿山主持。200多名抗日同盟会会员代表在这里首次见到了由“地下”转入“公开”的领导人张世兰。张世兰开门见山地阐述了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及掌握枪杆子组建人民武装队伍的重要意义，又把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这个军队的宗旨、性质、任务都作了较详细的阐述。最后，他将总支委员会研究的有关组建队伍的规模、番号和队伍集中编组的时间、地点、注意事项、要求等，一一向大家作了交待。
组建队伍的方案，取得代表们的一致赞同。代表回去后，立即发动抗日同盟会员和各自联系的对象报名参加队伍。参加队伍的人，在9月14日上午到王家沟净水池集中，进行编队。从此，解放后大旅的第一支人民武装诞生了。
队伍组建起来之后，张世兰很注重队伍的政治教育，从思想上提高战士们的觉悟，宣讲八路军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要求部队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经过教育，这些受过苦难的工人、农民们情绪饱满，以苦为荣，克服着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认真地进行着各种训练，受到了驻地群众的拥护和好评。
同时，张世兰等人又不断地同苏军联系，但均未取得成功。原因是语言不通和没有足以使苏军相信的证件。
有一次，他们通过一位名叫陈立中的人与金县苏军司令部取得了联系。张世兰亲自去金县同苏军司令官进行了接触。经过两天的详细交谈，取得了这位将军的信任。据苏军司令官介绍，他们已发觉金县的治安队被坏人操纵。为此，希望张世兰派队伍去改造金县的治安队。同时苏军司令官还向张世兰介绍了中苏友好条约中关于不能成立正式军队的规定。根据这个规定，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只能改为警察或治安队。
9月18日，张世兰怀着兴奋的心情从金县返回大连。到家后立即召开总支会议，向同志们汇报同苏军接上关系的经过。大家认为将队伍全部拉去金县会影响大连工作的开展，但不去金县，在大连同苏军一时又联系不上。于是，总支决定队伍一半去金县，一半留在大连，再通过金县的关系同大连的苏军取得联系。
9月18日夜，孟春带领吕华岫等人到南山村日本陆军仓库巡逻，在黑暗中同一个会说俄语的中国人和两名苏联士兵相遇，险些闹出事来。在作了自我介绍以后，才消除了误会，并知道会说俄语的中国人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去过苏联，苏对日宣战后随苏军来旅大，现在西岗苏-备司令部工作，人称“纪司令”。孟春简要地向他述说了自己的经历，尔后便将纪司令领到支队部见张世兰。
张世兰同纪司令交谈之后，领他看了队伍。当纪司令看到战士们睡草铺、吃橡子面和糠做的窝窝头时，感动得流了泪，最后同意张世兰部调到西岗当警察。
第二天，纪司令乘车来到支队部，领张世兰等到西岗苏-备司令部，见到了中校司令官。虽与其交谈很长时间，但终因没有正式证件，他不能承认张世兰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只好作罢。
纪司令对苏军不承认张世兰，也很生气。他又陪着张世兰到大广场苏军指挥部。当时接见他们的是一位上校军官，经过长时间交谈之后，他说从沈阳来时，未听说大连有共产党军队，因而也不承认，并提出要他们交出武器，等待上级党来处理。对此，张世兰据理力争，拒不交武器。苏方也无可奈何，说研究后再定，事情毫无结果。
9月23日上午，在王家沟净水池的支队部大门外，来了两个人，身着长衫，头戴礼帽，眼戴墨镜，东张西望，鬼鬼祟祟地向哨兵靠近。
他们的举动，引起了哨兵的警惕，怀疑他们不是好人，当即将其中的一个人带到支队部。经盘问，来人叫黎栽松，是来保张百川的。由于对这个人不知底细，支队暂时将他扣留。另一名是交通旅社的少东家，叫孙培臣，此时他已乘机溜掉。
溜掉的孙培臣，径直跑往沙河口苏-备司令部，向随同苏军的便衣队长崔忠敏作了歪曲-的报告。他添油加醋地说，王家沟那里有胡子(土匪)300多人，到处抢东西，抓了区长张百川，昨天还把黎栽松(崔手下的便衣)给抓起来了，等等。
张百川是西山区的伪区长，当时他又是马栏屯治安维持会的会长。两天前，被张世兰支队抓了起来。因为张百川对张世兰这支队伍的日益发展壮大，惊恐万分，利用职务之便，依靠治安维持会的势力，派出爪牙，挨门逐户地对群众进行威胁恫吓，扬言谁参加八路军必须登记，要赶快把人找回来，三天内若不登记，等“中央军”来了一定杀头，等等。一时弄得人心惶惶，群众情绪很不稳定。
张世兰得知这一情况后，一方面积极对群众做宣传教育和解释工作，另一方面，他同总支的几个同志研究，决定要打击这些反动汉奸的嚣张气焰，于是就逮捕了以张百川为首的一伙反动分子。经过审讯，交待政策，指出了他们坚持反动立场暗助国民党进行破坏的罪行。警告他们，如不改悔，继续与人民为敌，就将受到人民的惩罚。
老奸巨滑的张百川表示要革面洗心，不再与人民作对。9月24日上午，张世兰对张百川、黎栽松等进行了最后一次教育，然后宽大处理，释放了他们。
但是，这伙以大汉奸张本政为首的反动家伙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一时骗取了苏军的承认，把持着临时政权，操纵着反动的地方治安武装，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继续干着与人民为敌的勾当。随着张世兰这支队伍的影响日益扩大，他们更是恨之入骨，无时无刻不在寻机除掉这支队伍。张百川的被捕，使他们认为有了可乘之机。他们骗取了不明-的苏-备司令的信任，带着队伍包围了张世兰的支队部，并命令部队列队集合，听他们训话。国民党特务、便衣站在门口，气急败坏地喊道：“谁叫你们拉队伍?拉队伍干什么?”张寿山回答说：“我们是日伪时期的抗日同盟会。苏军解放旅大后，我们有责任组织武装帮助苏军维持治安!”
这时，站在队部门口台阶上的两个便衣，狗仗人势地狂喊乱叫：“你们一个好人也没有，全是土匪，土匪!谁是头头，站出来!”
张世兰强压怒火，极力克制着自己，神态严肃地反驳说：“我是负责的，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胶东派来的八路军!”
戴着墨镜，身穿缎子夹袄，一脸杀气的黎栽松、黎培富(黎栽松侄子)凶相毕露，怀着报私仇的心理，破口大骂：“0，你们混充八路军，爷们才是正牌的八路，我们这个八路不要你!”说着，将张世兰架了出来。
现场的情势，急转直下，张世兰已经意识到局面难以挽回，他大义凛然地高呼：“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万岁!”
在场的张寿山、冷青、于宏海等也跟着高喊：“共产党万岁!”
刽子手罪恶的子弹，射进了张世兰的胸膛，鲜血染红了他身下的土地……
由于苏军的误会，致使张世兰牺牲，是令人痛心的。张世兰的战友们完成了他的遗愿。杀害张世兰的几名凶手，后来也落入人民的法网，得到应有的严惩，以告慰张世兰的在天之灵。
同年(公元1919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945年)去世的名人：
九一八事变，日军侵略中国东北；山东军阀连年混战，在少年张世兰的心灵中，留下了一连串的疑问和阴影。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处于危亡时刻。荣成县人民在中共胶东特委的领导下，发动了黄山、埠柳乡校、古迹顶等起义。这些武装起义，极大地激发了荣成县人民的抗日热情，抗日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张世兰参加了荣成县第一个武装游击小组。
游击小组受县军事委员会领导，主要任务是搜集武器和锄奸。张世兰参加游击小组后，思想进步，活动积极，机智勇敢，很受小组同志们的喜爱与信任。他带头除掉了关家村0大烟土、贩卖日货、勾结日军为非作歹的汉奸关锡增。
事隔不久，他又领人除掉了大沟村的一个上结官府，下交流氓，欺压群众，霸占0的恶霸、地头蛇李春生；还陆续除掉了一些有民愤、有血债的汉奸、恶霸和地痞恶棍。这些举动，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在日军侵占荣成的前夕，国民党军队闻风逃跑，很多0都被掩藏起来或散落在一些个人手中。游击小组在搜集这些0的过程中，做了很多艰苦的工作，先后起枪200多支。其中，张世兰等就起出50多支，为支援荣成建立人民武装做出了贡献。
张世兰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1939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7月，根据组织决定，张世兰和本村远枝的姑姑李云霞被送到胶东区党委党校学习。
1943年春，由东海地委-部推荐，经胶东区党委-部决定，将张世兰派往大连，到胶东海外各界抗日同盟总会大连分会做党的工作。为了不暴露身份，他将名字改为张世兰。
到大连后，张世兰并没有立即同大连抗日同盟分会组织进行联系。他以西田电气行二掌柜张富云“小舅子”的身份，住在西田电气行里，同伙计们吃住在一起。早晨帮助干点零星活，然后就出去走街串巷打帮工，以此熟悉敌伪重要机关和街道情况，掌握有关社会动态及群众的反映。直到他认为自己没有被人注意，对大连情况也有所了解的时候，才到隆兴茶庄找宋天鹏联系，又同张寿山、姚华芝见了面。自此，大连抗日同盟分会在张世兰的领导下，开始了建立党组织的准备工作。
1944年7月间，胶东抗日同盟总会负责人张坚从胶东来到大连，在隆兴茶庄介绍张寿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8月间，张世兰发展宋天鹏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于是，在隆兴茶庄内，由张世兰、张寿山、宋天鹏三个人组成了大连抗日同盟分会第一个党小组。张世兰担任小组长。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党的有生力量在不断壮大。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时，大连抗日同盟分会已有共产党员16名。这些同志在秘密的抗日工作中，做出了很大贡献。
1945年“八一五”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在旅大地区如同一声春雷，震动了全市人民的心扉，到处是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从此日寇对旅大40年的血腥统治结束了，人民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欢乐之中。
然而，一个新课题却摆在了张世兰面前。由于形势突变，他们和上级党组织一时联系不上。在没有得到新的指示的情况下，下一步的工作该怎么办?在这紧急关头，他召开了党的会议，决定利用日寇投降的有利时机，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并积极设法和苏联红军取得联系。
张世兰等在8月26日召开会议，决定将原来的支部扩大为总支委员会，由张世兰、张寿山、宋天鹏、冷青、刘铁山、于宏海、孟春和李继先等八人组成总支委员会，张世兰任书记。
总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着重研究了组建武装队伍的问题。大家指出，几天来的社会形势发展表明，眼下苏军对大连的社会状况尚不够了解，因此，一些反动势力纷纷登场，妄图掌握政权，我们应当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迅速建立起自已的武装队伍，配合苏军维护地方社会治安，为建立人民政权打好基础。
经过较细致的研究和讨论之后，党总支决定先组建一个营，下辖四个连。人数大约在600人左右，队伍名称定为：“十八集团军山东省胶东第五支队”。关于如何解决武器问题，张世兰启发大家向敌人要0，要弹药。于是，总支委员会决定，掀起一个起枪运动。
起枪运动的决议，调动了蕴藏在群众中的积极性，产生出无穷的力量，很快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可喜收获。抗日同盟会员李荣庭，带领于学信、马天增等四个人，用红布包着的小条帚头当手枪，在伪特高课刑事宋大智的家里缴获了手枪一支，子弹十多发。
经侦察，他们抓住了住在大东旅馆的土匪头子胡某，解散土匪20多名，缴获三八步枪七八支，短枪两支，战刀、刺刀十余把，子弹一部。
寺儿沟王家屯有个叫徐吉庆的，和李继先有交往，听说党总支要弄武器，主动提供线索，说东码头的仓库有些枪，可能是水上警察署的。他自报奋勇带路。得到这个消息后，张世兰同大家研究决定，让李继先、宋天鹏、姚华芝、孟春带人将这部分枪起出来，并确定了行动计划和注意事项。
一天夜里，20多名抗日同盟会员经过认真准备，在徐吉庆的引导下，趁着月光，一路纵队行进在去往东码头的小路上。他们走完十来里路之后，剪断挡在前面的铁丝网，以矫健的动作，径直奔向仓库……
这次任务完成得很顺利，共起枪50多支，经过检修擦拭之后，均可使用。
有了这批枪，更加鼓舞了群众的斗志。他们发扬机智勇敢的精神，用木棒、红缨枪、石头等相继从敌人手中夺取了一些武器。抗日同盟会员王兆毅等，还从黑石礁的海滩上挖出了一批子弹。就这样，从总支会议号召大家起枪开始，不到半个月的光景，共搜集到手枪20多支，长枪60多支，子弹几千发，为组建武装奠定了基础。
9月8日，党总支在马栏屯西南山的石门沟召开了抗日同盟代表会，会议由张世兰、张寿山主持。200多名抗日同盟会会员代表在这里首次见到了由“地下”转入“公开”的领导人张世兰。张世兰开门见山地阐述了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及掌握枪杆子组建人民武装队伍的重要意义，又把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这个军队的宗旨、性质、任务都作了较详细的阐述。最后，他将总支委员会研究的有关组建队伍的规模、番号和队伍集中编组的时间、地点、注意事项、要求等，一一向大家作了交待。
组建队伍的方案，取得代表们的一致赞同。代表回去后，立即发动抗日同盟会员和各自联系的对象报名参加队伍。参加队伍的人，在9月14日上午到王家沟净水池集中，进行编队。从此，解放后大旅的第一支人民武装诞生了。
队伍组建起来之后，张世兰很注重队伍的政治教育，从思想上提高战士们的觉悟，宣讲八路军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要求部队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经过教育，这些受过苦难的工人、农民们情绪饱满，以苦为荣，克服着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认真地进行着各种训练，受到了驻地群众的拥护和好评。
同时，张世兰等人又不断地同苏军联系，但均未取得成功。原因是语言不通和没有足以使苏军相信的证件。
有一次，他们通过一位名叫陈立中的人与金县苏军司令部取得了联系。张世兰亲自去金县同苏军司令官进行了接触。经过两天的详细交谈，取得了这位将军的信任。据苏军司令官介绍，他们已发觉金县的治安队被坏人操纵。为此，希望张世兰派队伍去改造金县的治安队。同时苏军司令官还向张世兰介绍了中苏友好条约中关于不能成立正式军队的规定。根据这个规定，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只能改为警察或治安队。
9月18日，张世兰怀着兴奋的心情从金县返回大连。到家后立即召开总支会议，向同志们汇报同苏军接上关系的经过。大家认为将队伍全部拉去金县会影响大连工作的开展，但不去金县，在大连同苏军一时又联系不上。于是，总支决定队伍一半去金县，一半留在大连，再通过金县的关系同大连的苏军取得联系。
9月18日夜，孟春带领吕华岫等人到南山村日本陆军仓库巡逻，在黑暗中同一个会说俄语的中国人和两名苏联士兵相遇，险些闹出事来。在作了自我介绍以后，才消除了误会，并知道会说俄语的中国人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去过苏联，苏对日宣战后随苏军来旅大，现在西岗苏-备司令部工作，人称“纪司令”。孟春简要地向他述说了自己的经历，尔后便将纪司令领到支队部见张世兰。
张世兰同纪司令交谈之后，领他看了队伍。当纪司令看到战士们睡草铺、吃橡子面和糠做的窝窝头时，感动得流了泪，最后同意张世兰部调到西岗当警察。
第二天，纪司令乘车来到支队部，领张世兰等到西岗苏-备司令部，见到了中校司令官。虽与其交谈很长时间，但终因没有正式证件，他不能承认张世兰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只好作罢。
纪司令对苏军不承认张世兰，也很生气。他又陪着张世兰到大广场苏军指挥部。当时接见他们的是一位上校军官，经过长时间交谈之后，他说从沈阳来时，未听说大连有共产党军队，因而也不承认，并提出要他们交出武器，等待上级党来处理。对此，张世兰据理力争，拒不交武器。苏方也无可奈何，说研究后再定，事情毫无结果。
9月23日上午，在王家沟净水池的支队部大门外，来了两个人，身着长衫，头戴礼帽，眼戴墨镜，东张西望，鬼鬼祟祟地向哨兵靠近。
他们的举动，引起了哨兵的警惕，怀疑他们不是好人，当即将其中的一个人带到支队部。经盘问，来人叫黎栽松，是来保张百川的。由于对这个人不知底细，支队暂时将他扣留。另一名是交通旅社的少东家，叫孙培臣，此时他已乘机溜掉。
溜掉的孙培臣，径直跑往沙河口苏-备司令部，向随同苏军的便衣队长崔忠敏作了歪曲-的报告。他添油加醋地说，王家沟那里有胡子(土匪)300多人，到处抢东西，抓了区长张百川，昨天还把黎栽松(崔手下的便衣)给抓起来了，等等。
张百川是西山区的伪区长，当时他又是马栏屯治安维持会的会长。两天前，被张世兰支队抓了起来。因为张百川对张世兰这支队伍的日益发展壮大，惊恐万分，利用职务之便，依靠治安维持会的势力，派出爪牙，挨门逐户地对群众进行威胁恫吓，扬言谁参加八路军必须登记，要赶快把人找回来，三天内若不登记，等“中央军”来了一定杀头，等等。一时弄得人心惶惶，群众情绪很不稳定。
张世兰得知这一情况后，一方面积极对群众做宣传教育和解释工作，另一方面，他同总支的几个同志研究，决定要打击这些反动汉奸的嚣张气焰，于是就逮捕了以张百川为首的一伙反动分子。经过审讯，交待政策，指出了他们坚持反动立场暗助国民党进行破坏的罪行。警告他们，如不改悔，继续与人民为敌，就将受到人民的惩罚。
老奸巨滑的张百川表示要革面洗心，不再与人民作对。9月24日上午，张世兰对张百川、黎栽松等进行了最后一次教育，然后宽大处理，释放了他们。
但是，这伙以大汉奸张本政为首的反动家伙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一时骗取了苏军的承认，把持着临时政权，操纵着反动的地方治安武装，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继续干着与人民为敌的勾当。随着张世兰这支队伍的影响日益扩大，他们更是恨之入骨，无时无刻不在寻机除掉这支队伍。张百川的被捕，使他们认为有了可乘之机。他们骗取了不明-的苏-备司令的信任，带着队伍包围了张世兰的支队部，并命令部队列队集合，听他们训话。国民党特务、便衣站在门口，气急败坏地喊道：“谁叫你们拉队伍?拉队伍干什么?”张寿山回答说：“我们是日伪时期的抗日同盟会。苏军解放旅大后，我们有责任组织武装帮助苏军维持治安!”
这时，站在队部门口台阶上的两个便衣，狗仗人势地狂喊乱叫：“你们一个好人也没有，全是土匪，土匪!谁是头头，站出来!”
张世兰强压怒火，极力克制着自己，神态严肃地反驳说：“我是负责的，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胶东派来的八路军!”
戴着墨镜，身穿缎子夹袄，一脸杀气的黎栽松、黎培富(黎栽松侄子)凶相毕露，怀着报私仇的心理，破口大骂：“0，你们混充八路军，爷们才是正牌的八路，我们这个八路不要你!”说着，将张世兰架了出来。
现场的情势，急转直下，张世兰已经意识到局面难以挽回，他大义凛然地高呼：“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万岁!”
在场的张寿山、冷青、于宏海等也跟着高喊：“共产党万岁!”
刽子手罪恶的子弹，射进了张世兰的胸膛，鲜血染红了他身下的土地……
由于苏军的误会，致使张世兰牺牲，是令人痛心的。张世兰的战友们完成了他的遗愿。杀害张世兰的几名凶手，后来也落入人民的法网，得到应有的严惩，以告慰张世兰的在天之灵。
同年(公元1919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945年)去世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