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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鲁

[公元1845年-1912年]

吴鲁为[公元1845年-1912年]

  吴鲁(1845~1912年)
  吴鲁,字肃堂,号且园,晚号老迟,又号白华庵主。晋江二十九都前头(今池店乡钱头村)人。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七月二十一日生。同治十二年(1873年)登拔萃科,入国子监。第二年授刑部七品京官。任满升刑部主事,充秋审处总办。光绪十二年(1886年)考军机章京;光绪十四年顺天乡试中举;光绪十六年殿试一甲第一名,授翰林编修,为福建科举时代最后一个状元。历任陕西典试(主考),安徽、云南督学,云南主考,吉林提学使。
  吴鲁以振兴文教为己任,认为兴学育才是施政的第一要义。督学安徽时,太平府规复“翠螺书院”,他捐俸5000金倡导,并为书院作记,勉励后学力求上进。任吉林提学使时,又捐俸5000金措办提督学政公署(时吉林初设提学,吴鲁为第一任提学使),继又捐资1600金改建文庙。督学云南时,他从云南实际情况出发,主张功课不能强求与其他地区一致,提出“此地之要,务精其化学,冀开农矿之利源。以中学为普通,以西学为专门,应兼者兼之……应分者分之。”
  吴鲁主张兴学要注意因材施教,如果过分地要求学生“兼修博览,终恐一艺无成;就使聪明特出,卓越寻常,学成之后,亦不能以一人而兼数职”。为了振兴教育,他特上《请裁学政疏》,提出建议:“一在广筹经费,遍立学堂;二在严督各府厅州县,实力奉行;三在遴委道府精于学务者,认真考察;四在鼓励本籍绅士协力相助。凡此四端,皆宜统归督抚经理,方能确著成效。”他督学吉林时,倡办《吉林教育官报》,大力提倡教学研究与学术讨论,以促进教育改革。同时身体力行,积极推行。
  在“废科举、兴学堂”新风兴起之后,许多有识之士出国留学。吴鲁认为对这些“留学东洋”的“莘莘学子”,要加以重用。他建议在经“考试及格,当轴者破格用之,或量其才而授之以事,或分发各省学堂以为人师,或入官诏糈出其所学以襄理新政”。
  吴鲁因兴学育才卓著成效,升为资政大夫。
  吴鲁关心国家命运。当甲午(1894年)中日战争时,他在《请迅调战将以临前敌书》提出:“请旨迅调战将,以分贼势。”在《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仍可理也论》中指出:“治术与学术异,治术贵因时变通。”强调要以史为鉴,因时变通,进行革故鼎新。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衅起时,吴鲁大声疾呼,要发挥民众的爱国锐气,加强水陆联防。他在《请饬沿海水师互相联络以振全局疏》中指出:“宜以北洋为提纲,以南洋为关键;以陆军扼守其要区,以水师会哨其海口。”可惜未能被采纳。但因此被“主战派”推荐为“总军务”。他倡议办理民团,对义和团及其活动持有独特的见解。在《请饬统兵王大臣部勒义和团勇与官兵长短相间》中他说:“窃惟今日之义和团勇,善用之可以壮军威”,建议“勒以部伍,分地驻扎,与官兵长短相间”,协同作战,则可收实效。
  当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时,统兵马玉昆退守北仓,在北京东、南两面开挖工事,并为此上 书军务处乞讨嘉奖。吴鲁在《代军务处大臣复马玉昆书》中对此加以驳斥,进而提出变被动为主动的策略:“如今之计,宜合各军,联络一气,申明纪律,分路誓师,同时进取,以南路夏辛酉等包抄其后,以西路升元等横击其腰,北路则贵军力遏其衡,克服津郡,保卫畿疆,此上策也。”
  庚子之乱,吴鲁困居孤城,满怀悲愁忧愤,作《百哀诗》。《百哀诗》分上下两卷,集中反映八国联军攻掠津京,慈禧太后挟帝出奔,人民备受凌虐的悲惨情况;同时有力鞭挞那些丧师失地、媚外辱国的奸佞之徒。
  吴鲁对于腐败的清廷在民穷财尽、国家将亡之际,犹不思悔改振作,深感悲愤。于宣统三年(1911年)闰六月,辞职返乡。民国元年(1912年)10月8日病逝。
  吴鲁著有《蒙学初编》、《兵学经学史学讲义》、《教育宗旨》、《杂著》、《国恤恭纪》、《文集》、《读王文成经济集书后》、《使雍皖学滇学西征东游诸日记》、《正气研斋类稿》、《正气研斋遗诗》、《百哀诗》、《纸谈》等,其中后4部著作曾刊印行世。
同年(公元1845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912年)去世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