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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辟澜

[公元1910年-1947年]

石辟澜为[公元1910年-1947年]

  石辟澜,乳名尔平,又名海清、鸣球,笔名石不烂,1942年起化名余清,直到牺牲均用此名。1910年7月16日出生于广东省潮州市一个贫寒的家庭里。父亲石琢之,忠厚老实,善做手工艺品和布鞋,曾与几个兄弟合办小本鞋庄,不久因海外胶鞋业兴起的冲击生意凋零,卒之倒闭。迫于生计,弃妻儿、别乡井,到香港谋生。不久就在贫病交加中与世长辞。母亲蔡兰英,是一位贤慧家庭妇女,生二男三女,辟澜排行第二。7岁入潮州市文祠小学读书,聪颖好学,孜孜不倦,考试成绩总名列前茅,深得老师和同学赞扬。因家庭生活困难,曾辍学在家跟父亲学做布鞋,攒点钱帮助家用。亲友中知道小辟澜聪颖过人,智珠在握,让他停学未免太可惜,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在众人的鼓励与资助下,石辟澜始得复入学堂读至小学毕业。14岁,潮州慈善团体报德堂为失学孩子创办一所古文补习学校,聘石辟澜任教师。
  早在大革命时期,潮州市就有共产党的组织活动。1925年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共产党员、黄埔军校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这里布下革命种子,亲自指挥东江各属潮梅各县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入潮州,在这里建立了“潮州七日红”人民政权。虽然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被镇压下去,但马列主义的革命真理却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青年时期的石辟澜就受到这种革命思想的熏陶,他目睹当时社会百孔千疮,满目疮痍,地主豪绅,横行乡里,贵族豪门,醉生梦死,广大贫民百姓在饥寒交迫中挣扎。于是,他下决心寻找真理,“拯斯民于水火”。
  广州在大革命时期是全国革命的中心,也是广东政治、经济、文化的首府,是石辟澜向往的地方。1932年初,他只身来广州,寻求革命真理,走抗日救国道路。到广州后,他起初以卖文和做些小事,得点报酬解决生活费用;晚间就读于国民大学夜校政治系,学习革命理论。他与何史(连贯)、陈健等人组织一个秘密读书会,定期学习,讨论钻研,联系实际,抨击时弊。1933年石辟澜加入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后,更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如推销进步书刊,张贴革命标语,散发革命传单和举行街头演讲等。他还在《星期三周刊》上发表了《通天孝子及其他》、《广州的经济救国与教育》、《明暗面》、《香港一瞥》、《澳门剪影》、《游港所感》等杂文,以犀利的笔锋,揭露和讽刺由统治者、绅士们造成的社会虚伪现象,一针见血的直刺社会弊病,激发人们勇敢地起来与丑恶习俗作斗争。
  1934年1月,军阀陈济棠大肆逮捕“文总”领导骨干及其一般成员60多人,8月1日,他们惨无人道地枪杀“文总”领导人谭国标、温盛刚、郑挺秀、凌伯骥、赖寅仿和何仁棠六位爱国者。由于反动派的-,“文总”无法继续活动,部分领导人-转移上海,石辟澜机智地转移到香港。
  石辟澜到港后,继续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工作。他担任《大众日报》特约评论员。通过报纸这个宣传阵地,揭露反动统治下黑暗社会的丑恶现象,动员人们敢于起来革命,起来斗争,革劣除弊,建立美好的新社会。这期间,他以“石不烂”的笔名,在《大众日报》、《星期三周刊》、《论语》半月刊、《新生》、《救亡日报》等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他以其锐利的政治敏感,运用他擅长的巧妙笔法,尖锐地针砭时弊,唤醒民众。他的文章别具一格,不落俗套,诘屈聱牙,淋漓尽致,令广大读者叹为观止。“石不烂”的名字,在香江读者中享有盛名。
  通过参加办报活动,石辟澜广泛与各阶层人士交往,建立友情,开展革命活动。他与周楠(洪飙)、唐章等人相结识,彼此志同道合,结为知己,共同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刚好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爱国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香港也在筹备成立“香港抗日救国会”。抗日群众组织推选周楠、石辟澜、唐章和《大众日报》一位记者出来做筹备工作,草拟章程和宣言等文件。《宣言》由石辟澜执笔起草。1935年12月,香港抗日救国会(简称“港救会”)成立,石辟澜与周楠、唐章被选为该会负责人。“港救会”成立后,以其鲜明的抗日救国色彩吸引各阶层人民群众,很快就形成了一个能号召千余人进行活动的救亡团体,显示了这个爱国的、新生的群众团体的巨大社会凝聚力。以石辟澜等人为首的“港救会”,已成为一支重要的抗日救亡力量。
  由于各地抗日救亡力量迅速发展,1936年5月,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发起召开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5月31日,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在上海租界秘密召开。石辟澜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并应邀在会上作了发言。他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精神,分析形势,阐述了文艺界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情况,表示拥护成立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以加强领导。他的发言有条理,有分析,有论据,又有建议,博得与会者的好评,被认为是“最为重要,最为精彩”的报告之一。代表大会一致通过成立“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石辟澜被选为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下设总干事会,负责各项具体工作,石辟澜任总干事会脱产总干事。
  代表大会结束后,石辟澜留在上海全救会总部工作,负责组织联络,处理文件信函,管理经费收支,并参加起草文件等日常工作。“全救会”召开会议,总是由石辟澜负责联系通知,许多文件是由他起草或参加起草的。
  1936年10月19日,我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不幸逝世。“全救会”召开紧急会议专门研究,一致认为鲁迅先生是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战士,应该把他的葬礼办成民众性的葬礼。10月22日出殡那天,送葬队伍达万余人,形成一次大规模的抗日--。人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群众振臂高呼:“鲁迅先生不死!”“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努力民族解放斗争!”等口号。哀歌唱出伊怨凄楚之情,口号喊出民族复兴威力,人们化悲痛为力量。
  在国民党政府制造“七君子”冤案的严重情势下,“全救会”原来处于二线的石辟澜、吴大琨、段群毅等几位年轻总干事不畏-,坚决斗争。他们勇敢地站出来营救“七君子”。在宋庆龄的领导下,他们把整个斗争重任担当起来,立即以“全救会”名义发表《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爱国获罪”的反动实质,要求立即释放被捕领袖,并公开表明救国无罪,实现团结抗战。他们请全国各报馆、杂志社等新闻媒介转告各人民团体,呼吁当局应将“七君子”案件进行公开审判;要求各界人士、各公众团体主持公道,给予援助。他们还组织全国性的“救国入狱”活动,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国民党内有些上层人士也出面营救。外国学术界各人也发电营救,其中有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教育家杜威等。真正是“八月涛声吼地来”,国民党当局犯了众怒,处于“四面楚歌”之中。由于爱国者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营救力量,加之“七君子”在狱中坚决斗争,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于1937年7月31日释放了“七君子”。这是一个政治斗争的伟大胜利!石辟澜等几位年轻总干事已经成为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中坚。这是石辟澜在短短37年的个人经历中,写下的光辉一页。
  1937年八一三松沪抗战后,石辟澜以“全救会”执行委员兼总干事身份返粤,这时他已是一名中共党员了。他受党的委派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受到广州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分子-热烈欢迎。
  在广州,石辟澜奉党之命,参加了由广东国民党当局倡办的“广东各界抗敌御侮联合会”,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这期间,他以特派员和督察员身份到各地巡视检查,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组织发动群众,工作卓有成效。石辟澜还积极参加文化界的活动。不久,“广东省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成立,石辟澜被选为该会理事会理事,与杨康华一同负责宣传部工作。
  1937年冬,石辟澜到抗战教育实践社去工作。这个社会团体由广东国民党省党部常委钟天心任常务理事会主席,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尚仲衣主持该社实际工作,中共地下党员叶兆南(孙大光)、梁威林等和一批进步人士也在其中工作,该社有社员1100多人,设社会部、教务部、训练部、出版部和编译委员会。石辟澜对社员和该社开办的各种学习班的学习、生活和实践,给予指导和帮助,做了大量的工作。该社还创办了一个宣传团结抗战的刊物《新战线》,石辟澜对这个宣传阵地花了不少心血,亲自撰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及其方针政策。他还应中山大学的邀请,经常到该校文学院讲授抗日教育课程。
  1938年4月,石辟澜奉党的派遣,到第四战区政治部第三组(宣传组)工作。第三组组长是尚仲衣,石辟澜任该组秘密的中共支部书记。1939年4月,第四战区政治部-改组,原政治部主任李煦寰被调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换来复兴社顽固分子丘誉接管政治部。丘誉推行-政策,第三组组长尚仲衣被解除职务。这时,中共广东省委指示:石辟澜的公开工作主要是在韶关创办省委机关刊物《新华南》。
  《新华南》是党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宣传工具和舆论阵地。它和当时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一样,肩负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引导人民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使命。它的发行网遍布粤、桂、湘、闽、赣等省,被读者誉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一盏明灯”。
  1940年6月,中共中央指示,为加强对沦陷区工作的领导,中共广东省委分为粤南省委和粤北省委,石辟澜被任命为粤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同年秋,石辟澜扮成商人,从韶关赴香港就任,与省委书记梁广、组织部长王均予等领导人共商部署全省工作,并与中共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密切合作,组织发动党员和爱国同胞,开展抗日救国工作。
  1941年12月下旬,中共南方工委指示:梁广带领一批党员留港,继续开展香港、澳门、广州等战区城市的工作;王均予、石辟澜、邓戈明(石夫人)转移到东江地区。石辟澜愉快地服从指示。稍后,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指示石辟澜、邓戈明到梅县。由于长期操劳,石辟澜肺病恶化,咳血、发热,身体十分虚弱。组织上要他治疗、静养。他化名余清,住在梅州市林美南经营的乌廖沙菜园里,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在这里养病。但石辟澜没有停止过写文章,天天操劳,违背医嘱。在此期间,石辟澜得知父亲在香港病逝,赖亲友资助才能成殓的消息后,心中十分悲痛。
  1942年5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和粤北省委被敌人破坏,南委组织部长郭潜被捕叛变,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组织部长饶卫华以及廖承志等先后被捕。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作出果断应变措施。决定石辟澜离开梅县,撤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待机赴延安。1943年春,石辟澜绕道广西桂林,经贵阳达重庆,住在八路军办事处,不久与周恩来一起坐办事处汽车同往延安。
  到延安后,石辟澜被安排进中央党校第二部学习。1943年秋,因肺病未愈,入延安干部疗养院疗养。1945年5月,中共七大闭幕后,他和妻子邓戈明一同到中央城工部领导下的大后方支部学习。
  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石辟澜得悉党组织将派一批干部到蒋管区工作消息后,他和夫人向组织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6月,得到组织批准,石辟澜与邓戈明夫妇带着一个出生才4个多月的小女儿,从延安出发,经晋、绥、太岳、太行,到达冀鲁豫中央局,再经半年行军,于11月底到达当时全国内战的中心—冀鲁豫。石辟澜要求到基层去锻炼,组织便派他到南乐县(今属河南省)任县委副书记。南乐是个贫困山区,石辟澜深入到基层去,与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与群众打成一片,毫无做官的架子,很快就给群众一个好印象。县里的同志关怀他的生活,问他需要什么物品。石辟澜说:“不需要什么,都很好了。”因赶不上发新服装,身上那件棉袄又旧又破,县里给他补发一件新的,石辟澜坚持:“不必换,有得穿就行了。”县委会的同志知道他是南方人,吃不惯苞谷、红薯等杂粮,有时给他弄点白面,他坚决婉辞。
  1947年6月,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洞察形势,决定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率领下,首先发起鲁西南战役,接着突破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创建大别山根据地。这时,石辟澜辞别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小女儿余小青,踏上挺进巍巍大别山的征途,参加创建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9月初,石辟澜随第六纵队十七旅开进新县、黄安,辗转到麻城,被分配到鄂豫区麻东地委工作,旋又到麻东县工作。他带一个工作队,到麻东的东水木,又到最艰苦的东木古城开展工作,住宿在河西新屋湾村。他深入群众,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地主张怡延,把粮食、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农民欣喜若狂,欢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革命风暴震撼了反动的统治基础。麻城反动头子郑家贤和熊家湾村恶霸熊存绪勾结,发动--。他们网罗地富反坏和流氓兵痞,于1947年11月4日清晨,直扑石辟澜驻地新屋湾村。这时工作队驻地只有石辟澜和他的警卫员严国民两个人。枪声骤起,他两人急往驻地的背后山奔跑。大批匪徒蜂拥而至。石辟澜体弱,原有肺病,又患疟疾,跑得不快。眼看匪徒越追越近,严国民正要开枪射击,石辟澜见这些人中不少是-而来的老百姓,如果开枪打过去,会误伤无辜农民,于是忙制止警卫员开枪。在这危急关头,石辟澜考虑的是人民群众的安全,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能枉杀好人。刹那间,匪徒围拢到跟前。一个家伙用锄头凶恶地向石辟澜肩膀锄将过来,两人终于被捕。
  匪徒将他两人捆起来,分别吊在两棵大桑树上,脚尖刚着地,边打边审讯:“你们昨天开什么会?”“你们的人哪里去了?”“快说,不说就杀你。”面对凶恶的匪徒,石辟澜怒目圆睁,坚贞不屈,一句不答。匪徒无计可施,凶狠拷打。凄惨之状令人目不忍睹。匪徒穷凶极恶,向群众狂叫:“快去拿菜刀、剪刀来,挖掉他的眼睛,剪他的肉。”群众中无人应命。人们同情余队长,但在此情况下,敢怒不敢言。趁匪徒去吃饭之机,一位老妈妈不顾个人安危,流着眼泪回家煮好糯米汤圆,端到余队长和严国民面前,要他们吃,但余队长流着泪,摇头不吃。
  上午10时许,匪徒将他两个押到附近大山——金字岗上。面对匪徒的枪口,两人如天神般不可侵犯,正气忠贞,泰然自若。在生命最后一刻,他俩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慷慨激昂的口号声震撼山谷,附近山村的老百姓听得清清楚楚,余音环绕在大别山贫苦农民耳际。
  一周后,我鄂豫军区第四分区的部队打回来了,一举全歼武装土匪,平息了-。当地群众噙着泪水,将被埋在沙滩下的烈士遗体挖了起来,裹好入棺,按当地习俗抬进宗祠里停放三天,然后安葬在古城毛家冲尹家岗坡顶上。
  新中国建立后,当地老百姓在原墓地上修建起烈士墓。1965年,在烈士墓基础上建起烈士纪念塔,高达十米,上 书“革命先烈余清同志严同志万古长存”。石辟澜烈士的一些遗物,在麻城县革命博物馆保存和展出。他的事迹在烈士纪念堂展出介绍。每年清明时节,当地群众和青少年学生前来扫墓,学校老师讲烈士英勇事迹,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教材。
  1993年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正式出版发行《石辟澜》一书,对他光辉的一生进行了崇高的评价。
  同年(公元1910年)出生的名人:

邱东平 (1910~1941) 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
孙开楚 (1910~1942)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
谭云保 (1910~1947) 湖北省孝感市
张进 (1910~1985) 湖北省咸宁市赤壁市
徐懋庸 (1910~1977) 浙江省绍兴上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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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公元1947年)去世的名人:
孙子坤 (1905~1947) 陕西省西安灞桥区
宋志斌 (1922~1947) 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
施介 (1909~1947) 云南省大理洱源县
尚志三 (1919~1947)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
秦贤安 (1912~1947) 河南省信阳市新县
彭学桂 (1911~1947) 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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