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逢川

刘逢川为[公元1909年－1945年]

　　刘逢川，1909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初家镇于家疃村一贫苦农民家庭。他不满10岁时，母亲就因劳累患病与世长辞了，剩下他和父亲二人相依为命，靠父亲给大户人家代耕和推小车拉脚挣几个钱来维持生活。父亲没念过书，不识字，为此吃过不少苦头，所以尽管家穷，省吃俭用也要供刘逢川上学。1925年，他16岁时小学毕业，在家乡找不到生活出路。次年，他闯关东，来到了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大连，在海光堂裱具店里当学徒工，一干就是六年。1930年，他不堪忍受日本老板的欺压-，愤然辞职，返回山东。回家乡依然没有出路，这时，他从报纸上看到东北军招收骑兵的启事，决定习武当兵，报效国家，于1931年1月考入张学良的东北军骑兵第三师军事教导队，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的广大爱国官兵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请缨杀敌。然而，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部队在日军的进攻面前-步步退却，从关外到关内，先后颠沛流离于热河、河北、河南等地。1932年7月，刘逢川当上了骑兵第三师卫队连的上士排副；1933年3月提升为骑兵少尉，调任师司令部副官处供职。1935年，蒋介石施展“剪除异己”、“一箭双雕”的阴谋，命令进关的东北军开赴西北“剿共”，引起东北军和西北军爱国将领的坚决 ，终于导致了闻名中外的西安事变。这些年来，他耳闻目睹，知道了许多有关红军和共产党的事情。知道了朱德、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为穷人谋利益的军队，与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共产党不计较党派恩怨，顾全大局，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使他受到极大教育，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只有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打回东北去，收复失地。这些思想深处的转变，为他后来参加革命准备了条件。
　　1938年10月，刘逢川率领部下在甘肃合水县(西华池)下乡征粮，被八路军俘虏，从此他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他一生中的转折点。
　　参加革命后，刘逢川被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0年10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8月，刘逢川经过特工训练班培训，与何汉清一起，被派到敌占区大连做情报工作。
　　1942年7月15日，刘逢川与苏联领事馆正式接上了头。苏联领事要求刘逢川今后的一切活动必须按照领事馆的指令行事。并具体指示：一、要树立长期隐蔽的作战思想，为打击中苏两国的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积极工作；二、交给刘逢川日本币一万元，开设一个商店，建立长期掩护点；三、指出刘逢川是军人出身，不是商人，因此要学会经商，要像一个真正商人那样，注意一言一行，取得周围人的信任；四、安排好以后，可以让何汉清和刘逢川家属来大连；五、要一面经商，一面物色寻找适合安放无线电设备的地址；六、交待下次联络时间是10月1日午后9时，地点在大连神社东面约300米处的一棵大树下，每次联系的具体日期、地点均由前一次接头时临时通知，如果因故接不上头，就把要汇报或请示的内容写在卡片上，装入特制的小金属盒里，埋入指定的地点，再在上面放一块小石头作为标记；七、重申纪律，不准到不好的地方去，不许交接不好的朋友。
　　1942年8月，刘逢川按照上述指令，托人将妻子雷玉莲、儿子刘庆杰和何汉清一同领来了大连。
　　何汉清进入大连之后，经刘逢川当面介绍，认识了苏联领事彼德罗夫和一等秘书卡利莫夫。他们向何汉清作了如下指示：一、重温在延安交给的任务，并努力完成之；二、工作方面必须认真服从刘逢川的命令；三、打算近期内交给一部收发报机，要抓紧熟练技术，不得有所懈怠；四、努力学习简略符号，尽快掌握之；五、机器安装好之后，要在凌晨迅速进行联络调试。
　　为了搞好伪装，做到长期隐蔽、确保安全，刘逢川、何汉清根据彼德罗夫和卡利莫夫的指令，开始着手建立职业掩护点和寻找合适的电台工作点。
　　从1942年10月至1944年4月，刘逢川先后几次与他人合伙开商店做买卖，都因种种原因中途停业。可他本人对外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职业作掩护才行，1944年8月，他去大连惠比须町九十二番地(现在的黄河路69号)“泰阳堂”裱具店当了店员，重新操起他十几年前曾经做过的给日本人家糊纸拉门、缝制木屐带、草垫子等旧业。而何汉清则进入大连船渠工厂，在制罐车间当上了勤杂工人。刘逢川和何汉清找到了比较稳定的公开职业，这对于他们隐蔽身份，站住脚跟，从事以后的秘密情报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物色电台工作点，也费了一番周折。他们找到的几处房子，都因地势不太合适，唯恐架设电台往来电波收发不畅，而没有得到苏联领事馆的同意。直到1943年的11月下旬，才找到了比较理想的房子，即何汉清在黑石町212番地，租到了两间草房。这个地点位于山坡上，地势较高，周围100米外只有一两户分散的居民，环境比较理想。房子情况报告给彼德罗夫和卡利莫夫，他们表示同意在这里安设地下工作电台。
　　为做到长期隐蔽，早在1942年9月，刘逢川就介绍自己的侄女刘庆英与何汉清结了婚。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战争形势明显朝着有利于同盟国而不利于轴心国的方向发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阶段。1944年6月1日的晚上9时，苏联领事彼德罗夫和卡利莫夫在大连圣德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与刘逢川进行第八次接头时，向刘逢川下达了正式开始搜集情报活动的指令，要求刘逢川尽快制订出一个今后开展搜集情报的详细工作计划，并且指出在这个计划中要把对甘井子石油工厂的情况调查作为重点对象。同时彼德罗夫和卡利莫夫还向刘逢川指出：苏日开战的时机日趋接近，一旦苏联对日宣战，苏联领事馆人员即可能被日方拘留，到那时候要求刘逢川、何汉清必须自己承担起一切工作责任。
　　根据上述指令精神，刘逢川认真地制订出了一份工作计划。计划制订出来之后，刘逢川和何汉清就积极热情地开始了情报搜集工作。
　　他们搜集情报的主要方法：一是，查阅公开发行的各种报纸刊物；二是，亲自到现场进行实地调查。例如，刘逢川自己去火车站、码头观察敌人运送兵员和物资情况。有时候派其子刘庆杰去现场观察。三是，利用职业掩护，搜集情报。刘逢川搜集到的有关大连船渠厂的设施、职工人数、修造船只能力、新船下水等情况，主要是通过何汉清在船渠工厂干活，直接搜集来的。四是，在重点目标内交朋友，通过朋友了解有关情况。
　　从1944年6月1日，彼德罗夫、卡利莫夫下达搜集情报指令以后，到1944年12月4日，刘逢川、何汉清被捕为止，在仅仅半年的时间里，他们二人就搜集到关于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大量情报，报告给苏联领事馆。
　　1944年12月3日午夜12时，何汉清按照预定的时间走进电台工作室。12时45分，双方通讯结束。就在何汉清将要关闭机器的瞬间，只听屋外响起一声刺耳的哨音，紧接着就是“咚咚咚”踢门砸门的巨大响声。何汉清预感大事不好，急忙站起身来打开后窗想跳出去，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后窗外面布满岗哨，一只黑洞洞的 口从窗外伸进来直接瞄准了他，前门也被砸开，拥进来十多名 、巡捕。何汉清被捕了。
　　残暴的敌人，抓住何汉清拳打脚踢，立即就地审讯。
　　12月4日凌晨2时，敌人从搜查到的信件和情报等证据上，知道了刘逢川的地址，并分析出他是个重点人物，立即派出一支小分队，乘汽车来到岭前长春台57番地刘逢川的住宅。这时刘逢川全家正在炕上熟睡，敌人破窗而入，将刘逢川逮捕了。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在这举世欢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第二天中午，一辆小汽车从大连岭前监狱将刘逢川、何汉清接走，送到旅顺刑务所绞刑室。日军在当天午后2时左右将他们两人秘密杀害了。刘逢川、何汉清在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胜利时被杀害，是令人惋惜的。他们是抗日战争中秘密战线上的英雄，永远值得人们怀念。

同年(公元1909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945年)去世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