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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波

[公元1911年-1944年]

李景波为[公元1911年-1944年]

  李景波(1911~1944)名广年,字景波,1911年2月27日生于陕西省绥德县韭园乡李家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春,入陕北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就学。四师是陕北共产党组织建立较早的地方,1930年11月,李景波在这里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李景波入党后,更加积极地向乡亲们宣传革命,结合农村实际,揭露反动土豪剥削压榨的罪行。成年累月被天灾-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贫苦百姓,被李景波的讲演深深吸引,冬闲时他们常常凑点钱买些酒菜在热炕上对斟,一边听李景波讲话,一边骂-污吏、土豪恶霸。李景波的宣传,对推动早期绥德革命斗争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1年初,党组织调派李景波到定边国民党任和亭团搞 工作。李景波告别家乡和亲人,打入任和亭团第三连当了文书。在连队里秘密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在士兵中培养积极分子,开展建党工作。
  定边是回、蒙、汉等民族杂居的地方,任和亭部士兵成份复杂。这年3月的一天清晨,定边城里突然枪声大作,任和亭团的大部分官兵哗变,乱兵跑上街头,见银钱就拿,见东西就抢,谁要阻拦,就开枪打死谁。一场浩劫降落在定边民众身上。这个突然变化,使刚来不到两个月的李景波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对。任务没完成,又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使他极为苦恼。
  李景波千方百计寻找党,在定边附近找了20多天,终于找到了当地党组织。党组织安排他回原籍绥德,担任家乡党支部书记,进行宣传组织群众工作和建党工作。他利用人熟、情况清楚的有利条件,把贫苦百姓发动起来,开展抗粮抗税,反对高利盘剥和富豪压榨等斗争,为后来建立绥德北区根据地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932年5月,李景波负责北六区区委宣传工作,他的公开职业是小学教师。他利用合法身份,在学生中传播马列主义,不久,他又担任了绥德县六区区委书记,为筹建红军武装,建立北区红色根据地,打通南北红色通道做了许多工作。
  当时绥德南区的崔家湾、定仙焉至黄河畔一带,已经建立了红色根据地,东区的马家川、中角连同吴堡一带也成为“半红半白”的区域,只有北区和西区大部分仍被敌军占据,成为切断南北红色通道,割裂佳、米、绥、吴4县苏区的严重障碍。建立红色武装,开辟北区是当时陕北特委和绥德县委的重要任务之一。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身为北区党的区委书记的李景波,积极配合来韭园沟的陕北特委负责人马明方、郭洪涛、张达志和有丰富武装斗争经验的崔正冉等人筹建红十四支队。
  为了搞到0弹药,李景波多次过黄河到山西省太谷县一带去筹买武器。没有经费就去贩驴、贩羊、做小买卖。1934年春,李景波被安排在陕北特委搞秘书工作期间,正是党领导陕北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新苏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对红色区域疯狂“围剿”的时期。
  李景波以陕北特委特派员身份巡视检查了绥德、佳县、吴堡3个县的革命斗争情况,重点巡视指导了绥德北区和东区的工作。这时榆林井岳秀、山西晋军和高桂滋第八十四师等地方军阀疯狂“围剿”红色区域。李景波在这样极端危险的情况下,到佳县了解了井岳秀兵力部署情况和党的工作人员在敌人“围剿”中隐蔽下来的情况;在吴堡县了解县委负责人魏岗的叛党过程和晋军的兵力部署情况;在绥德了解团县委负责人李牛的叛变和高桂滋部队编保甲、建立“肃反会”等情况。在革命与-进行生死搏斗过程中,李景波把哪些同志宁死不屈、与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哪些人经不起考验、变为可耻的叛徒等情况一一了解清楚,对及时指导这些地区的革命活动提供了确切材料。
  巡视工作结束后,李景波在西北工作委员会机关继续做秘书工作。不久。担任了陕甘晋省委秘书长。1936年4月,进瓦窑堡(今子长县)中央党校学习1个月后,受罗迈(李维汉)指示,加入哥老会,并打入其内部工作。不久受组织委派到定边县回民救国军里做政治员。
  回民救国军是回民为抗日救国而自发组织起的一支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争取、团结和大力协助的对象。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和敌特分子的挑拨离间,这支武装的前途和命运处于极端严峻的时刻。李景波到职后,向回民救国军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抗日方针和对这支武装的信赖、期望,用雄辩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歧视少数民族和企图瓦解这支武装的阴谋,同时深入下层做耐心细致的士兵教育工作。由于情况复杂和上层分子的顽固,1937年2月,回民救国军第四支队叛变。正在该支队工作的李景波遭到逮捕。5天后,该队受到马鸿逵骑兵的突然袭击而陷入一片混乱。李景波趁机与另一名共产党员化装成商人,拉了几头骆驼溜出敌人驻地,然后丢弃了骆驼,迅速脱险。由于身体受到摧残和长途奔波,路上李景波突然口吐鲜血,昏迷过去。同行的同志急忙把他背到井边,用凉水在他头部浸激,才把他救醒过来。由于病重,组织批准他在家养病一年。
  西安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陕北古城绥德的政府事宜由国民党顽固分子何绍南(专员兼县长)操纵;军事由以陈奇涵司令员为首的八路-备司令部负责。1938年6月,李景波和党的一批优秀干部组成秘书班子,到八路-备司令部,随之建立了中共绥德特委。在此期间,李景波先后任特委的组织部长、秘书长、-部长和代理书记等职务,有时候身兼数职。在敌情复杂、工作繁重、生活艰苦的环境中为党勤奋工作,显示了出众才华。
  李景波文思敏锐,书法娴熟,又擅长速记。所以中共绥德特委的重要会议记录、与国民党顽固派交涉的公文起草及各种文书通告,大都出自他手。他口齿流利,善于雄辩。在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战、真-,假合作、真摩擦的斗争中,他屡次上阵,刀刀见血,为敌人所惧怕。他工作勤快干练,吃苦耐劳。当时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吃的大都是黄豆和高粱压碎后煮的渣渣饭,连小米饭也难得见到,但工作起来常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他曾说:“只要把党的工作做好了,别的什么我都不管。”
  1939年秋,为对付国民党顽固派日益猖獗的磨擦,保卫陕甘宁边区,王震奉命率第三五九旅从敌后来到绥德驻守,终于赶走了广大军民切齿痛恨的何绍南,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李景波在这场斗争中,亲自编写了一首《磨擦专家何绍南》的歌词,配上朗朗上口的民歌曲调,印发绥、米、佳、吴、清5县各乡镇进行舆论宣传。他到民众剧社指导排练《抗日战争歌曲大合唱》,快板《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棋局未终》等文艺节目。他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依靠群众,深入到各阶层人士中做团结工作。何绍南政权垮台后,他被任命为绥德分区的首任副专员(王震兼专员)。
  李景波担任副专员后,致力于处理旧政权造成的民间诉讼积案和新旧势力斗争中发生的新案件。他排除干扰,秉公办案,仅在1939年冬到1940年春短短的几个月内,就亲自办案100多起。
  绥德城北20里有个大村庄叫延家岔。该村有十多户大财主采取放账剥削的办法把周围农民的土地几乎全部夺走了。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后,想把土地赎回来,却又无钱赎买,纷纷找政府寻求解决办法。李景波选择了一位叫延焕廷的地主,向他交待党的政策,指明中国将来的社会前景,说服他让穷苦百姓以少量的钱把土地赎回去。这位财主比较开明,把占有穷人的土地全部归还回去,并说:“共产党能看得起咱,咱就听共产党的话。”这件事对延家岔和周围村庄的地主触动很大。后来延焕廷被选为边区参议员、绥德县参议长。
  1941年8月,李景波来到米脂县。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在边区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政策,他亲自筹备、安排和领导了米脂县的三级选举。在这次普选中,把爱国抗日开明绅士李鼎铭先生选为米脂县参议长,出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李景波协助米脂县委搞了一个多月的工作,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策,在米脂地区影响很大,受到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的好评。
  1942年初,李景波担任了中共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这时候,正是边区面临极端困难,党中央、毛主席领导解放区人民开展整风、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时期。当时部长陈正人有病,西北局组织部的工作实际由李景波主持。他领导边区党的整风运动,与党内各种歪风邪气作斗争;他具体制定“精兵简政”实施方案,审查调配干部,工作搞得非常出色。
  当时,借整风运动之机,康生掀起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好多同志被打成“特务”和“-”,延安大学是重灾单位之一。李景波根据党中央决定,派李万春等到延大,把大批好同志解脱出来。同时,他主持了所属单位的甄别平反工作。
  1944年7月6日上午,同志们见从不叫苦叫累的李景波面色苍白,头上的汗水像雨淋似地直淌,便赶紧找了一辆木轮车,把他送到边区医院。医生检查后,初步诊断为急性阑尾炎,迅速转中央医院手术抢救,无效,李景波逝世。
  李景波病逝后,陕甘宁边区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16日下午,任弼时、李富春、徐特立、李鼎铭、谢觉哉等领导同志和延安各界代表千余人默默聚集在延安边区参议会礼堂,隆重追悼李景波。李鼎铭先生在追悼会上说“‘李老婆’(指李景波——作者注)的名字我早就知道了。不过当时我不了解他。认识后,才知道他是一个很诚实、受群众拥护的青年。每当群众发生纠纷时,他来讲几句话就解决了。他的方法就是说老实话,并在群众面前勇敢地自我批评,获得了群众的敬佩。……我听到李景波死的消息,曾流下泪来,我为绥德分区人民哭,为边区人民哭,为全国人民哭……”
  毛泽东在悲痛中奋笔疾书,写下《李景波同志简略》。他在《简略》的最后一段写道:“景波同志一生革命,团结群众,受人爱戴,任劳任怨,奋斗不息,党性坚强,作风正派,谨择简略永远留念。”
  (王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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