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若

方若为[公元1869年－1954年]

　　
　　一、家庭情况
　　方若字药雨，原名方城，字楚卿。生于一八六九年，祖籍浙江镇海，后迁居定海，即改籍定海。祖父务农，稍有土地，到他父亲时，家道中落，以行医为业。方若有两个弟弟，四个妹妹，家庭人口多，生活困苦。幼时入私塾攻读，精通八股文章、古文诗词，喜爱绘画。十九岁时，县试考中秀才，二十岁与同乡沈氏结婚，不久病故。后续汤小豹为妻，汤系日籍华人汤某之女。方若发达后，又在外娶张氏女为第三妻。汤小豹在日本投降前病逝，张氏才正式迁到方宅。方若有一女，系自幼抱来的，长大后嫁与丁士源(字文槎，曾任北洋工商部总长及伪满驻日大使，伪满中央银行总裁等职)之子为妻。方若有一子名方式字长宜，生于一九一一年。长宜娶张弧(字岱杉，曾两次任北洋财政总长)之三女为妻。方若干一九五四年病逝天津，终年八十六岁。
　　二，廉价攫取日租界地皮致富
　　一八九三年，方若为谋生起见，经亲友筹集二十四元银币，一把雨伞，一双钉鞋，一个包袱，乘船来津谋生。后来经同乡介绍，在北洋学堂当文案。由于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之战中国败北，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民族灾难日益明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变法运动风传一时。方若与长沙人沈荩(字禹希)参加了康梁维新政治活动。戊戌政变失败，沈荩逃往日本，一九00年回国在湖北参加自立会，成立自立军，反对满清皇朝。事败，潜回京津。与方若同在《国闻报》任。一九0三年，沈荩在《国闻报》发表文章揭露中俄密约，反对清廷-行为，清廷震动，由慈禧太后下诏通缉沈荩和方若。沈荩被捕，活活被乱棍打死，方若逃入天津日本领事馆，幸免于难。其时，日本领事馆在日租界出资开办华文《天津日日新闻》，日本当局看中方若是秀才出身，叉办过《国闻报》，这次受到日本领事馆的庇护。尤可利用，即以《天津日日新闻》社长一席委由方若担任。方若就任后，聘请同乡张颐(字亦湘)为该报，尽力为日本的侵华政策宣传。《天津日日新闻》的一切都必须听命于日本领事馆的意志，方若每日都得把新闻资料，社论稿件等送领事馆审核 因而认识了日本领事馆的女职员豹子。豹子系旅日侨商汤某之女，其父入日籍，母亲系日本人。豹子精通华语，因工作关系常为方若作翻译，因此两人发生感情，豹子愿嫁与方若为妻。方若当时一贫如洗，不敢娶妇，豹子不以贫苦为怀，在日本领事馆同事和方若同乡的协助下，终结成夫妇。从此，报社与领事馆之间的联系均由豹子进行。当时两人生活比较清苦。为对不久，月本租界开展地区规划，方若在日本领事的照顾下 通过豹子将日租界街道规划图纸交与方若一份，约定除日本军部、领事馆、居留民团所划定地区外，特许方若在旭街北段购买民地建房。方若与同乡和巨商密筹资金，购入日租界主要街道北旭街(今和平路)的大片土地。当时旭街由闸口街至鞍山道一带系小河道和苇地，地价非常便宜，南旭街由鞍山道至锦州道一带土地为日商经营范围。
　　方若购入土地后，即成立利津公司，自任经理，在日本领事馆注册立案，资金五万五千两，实收五万二千两，其余三千两为红股，即发起人酬劳股。利津公司主要股东是华俄银行买办王铭槐、汇丰银行买办吴调卿、元丰银号财东严筱舫等人。其余三千两红股，日本人中岛真雄及豹记汤小豹各占一千五百两。因股东多系大资本家，故易于筹集，在旭街北段很快便建成大批里弄和楼房。公司还出租地皮由用户建房，订明年限十年至十五年，到期后房屋无偿收为公司所有，交租使用。由于日租界日趋繁荣，租地建屋者日多，如张弧、李正卿、王铭槐等人组织的三新公司，向利津公司租地建筑了新旅社、新园澡塘、新新电影院，其他如中华茶园、新明大戏院、物华楼金店，老九章绸缎店、恒顺当铺、老稻香村南味店等，凡在北旭街的高大楼房建筑物，地皮都租自利津公司，期满后收归公司所有，因此获得极大利益，公司财产猛增。经三次增股，到一九三七年股金增至五十二万四千八百五十元，分作三千四百九十九股，重新印发股票。
　　利津公司初创办时，方若仅有豹记名下红股十五股计一千五百两，并未付出实际银两。按增股比例，第一次升为三十股，第二次升为六十股，第三次升为九十五股半。但截至日本投降时，经查明方若占有股本一千零八十八股，占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一点一。超过豹记应得九十五股半的十倍以上。此项股票如何得来，据方若自己说，系多年收购股东的退股。股票过户权由方若掌握，因此在收回价额上，方若当然是占了便宜的。方若所占有的股本，约值二十九万余元，仅就经营利津公司这一项事业，方若就成为巨富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方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后，利津公司改选董事会，由翁文澜为董事长，魏菊庭为经理。敌伪产业清理处对方若股权拖延不处理，仅将方若全部不动产予以冻结。天津解放后，人民政府将方若的股份全部没收外，利津公司由方觉任经理，继续营业，直至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利津公司才正式结束。
　　此外，日本租界尚有益津公司(经理郑杏村，系方若妹夫)和新津公司(经理丁士源，系方若儿女亲家)，这两个公司，方若都有红股。可以说日租界除去日本人所有的土地房屋外，大部分属于方若系统的三个津字公司所有。益津公司获利也很厚，发展到法租界今山西路张勋所有的松寿里，亦由益津公司收购了。方若家族在日本租界经营房地产，对日租界的“繁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土地开辟租界的侵略活动上，方若作了“开路先锋”并由此而发迹。方若由于经营房地产而发家以后，由原住的福岛街仁寿里小屋，迁到自建在福岛街中段(今多伦道、山西路口)的大楼房院内，有花园和假山。日本领事馆为了“祝福”方若，在其住宅东面一条街命名为“福方里”。方若在承办《天津日日新闻》后，即将原名方城改为方若，原字楚卿改为药雨。方若曾对我说过：“若”字是“苦”出头了，由于身体多病，不断吃药，故改字“药雨”。
　　 三、设立同文俱乐部以广交游
　　一九一四年，方若在日租界同庆后开设同文俱乐部(同文一词，系根据中日两国是同文同种之意而命名)，经日本总领事馆批准立案。俱乐部由吕幼才任经理，金廷锡为管事，内设诗社，台球、餐厅、酒吧间、茶馆、烟铺，晚间有场(麻将、摇摊、-等)。每逢年节，悬灯结彩，举办灯谜大会。名为同文俱乐部，而日本人并不参加聚会；而因地处同庆后，接近“三不管”，高官富绅也不前往，因而成为专供中下层社会人士聚作乐的场所。由于当时其他租界尚无公开俱乐部，所以同文俱乐部在当时颇为兴旺。俱乐部的收入在酬应日租界警察署各级人员和巡捕警察上花费颇多，所以方若在日租界从总领事到岗警都能一气相通。在数十年内，方若家族三个津字公司所出租的房地产用户，从金店，当铺到伎馆、烟馆、场等，均未发生重大盗匪、殴打等事故，即所谓大恶霸袁文会，对方若也是唯命是听，以晚辈自居。在同文俱乐部之后，在法租界有泰安俱乐部(在今河北路泰安里旁)，北安利菜馆楼上有广东人的俱乐部，特一区有白俄的-，因此同文俱乐部的业务逐渐冷落，终于停业。
　　四、担任日租界绅商公会会长
　　方若在日本领事馆卵翼之下，成为巨富，与寄居日租界遗老遗少、官僚政客，如溥仪、熙洽、曹汝霖、王揖唐，张彪、张弧和在日租界的商号经理、外国银行买办等人，常有往来。凡有涉及日本人的事，这些人多请方若协助斡旋和办理，因此方若社会地位日益提高。约在一九一六年前后，由日租界绅商联合公推方若为日租界华人绅商公会会长。与日本居留民团长臼井忠三并列为在日租界的中日民间组织的两巨头。
　　五、把持同乡公益事业
　　(1)控制浙江会馆
　　在清末，浙江旅津官绅集资在天津城内建筑浙江会馆，占地广阔，有房百余间，并建有戏台一座。浙江同乡来津可在会馆暂住，如有困难并适当予以解决和介绍职业。以后来者日众，就不能一一予以解决了，有权势的同乡把会馆房屋也长期占用了。会馆每逢国庆、万寿、新年以及其他佳节，必举行旅津同乡团拜，并演戏祝贺。方若被选为会长，因而接近了许多浙江绅商和官吏，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成为当时天津各界名流之一。会馆经费多在举行团拜时向旅津或过津官绅请求乐助。例如张弧、李思浩(曾两次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贺德霖(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次长及东陆银行经理)等人，每次均捐助一、二千元不等。因此会馆经费充足，并设有分支机构，其土地亦多系旅津浙江绅商捐助的。
　　(2)开办浙江义园及公墓
　　义园地址在谦德庄，占地数十亩，房屋数百间。经理郑锦绥，系方若指派，义园经营殡葬事宜：吊祭礼堂，僧道佛事，停放及运送灵柩，代售棺木等。业务价格以丧主身份高低为准，收入甚丰。公墓地点在唐家口去东局子公路的中段，占地数十亩，四面有围墙，属于浙江义园管理。墓穴修建，由公墓包办，以死者本人身份及家属财富情况加以规定，由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获利甚厚。另有浙江义地在南郊占地二十多亩，专供无力购墓地的同乡埋葬。不收费。
　　(3)设立浙江中学
　　浙江中学地点在英租界今河北路小学地址，在对面还设有分校。方若任学校董事长，校长由方若推荐，以姒兼山任职最久。浙江中学专收旅津浙江籍子弟入学，但如有权贵及富绅巨商介绍的子弟亦可入学。
　　(4)兼管广仁堂
　　广仁堂系清末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所建立。最初只收容淮军家属中的孤儿寡妇，以后扩大为安徽、江苏、浙江三省大同乡所共同经营，由三省的会馆董事长兼任广仁堂董事长，每省派一位常任董事，另设堂长一人，总揽广仁堂大权。解放前任职董事长时间最久的是安徽的龚心湛(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江苏的曹汝霖(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及浙江的方若。常务董事有安徽刘金选、江苏朱有济、浙江张同礼(后为张章翔)。堂长蔡乐堂，杭州人，系由方若推茬，任职最久。广仁堂资金来源，多由三省官绅巨商所捐赠，包括现金和土地。广仁堂在白庙、柳滩、王顶堤等处占有大量田地，出租盘剥，成为大地主。但实际上主要由堂长把持，再经二地主相互营私舞弊，中饱自肥。在敌伪时，伪社会局长蓝振德知道广仁堂财产丰富，欲行染指，方若知悉后立即与曹汝霖商议，由曹、龚、方三位董事长具名，在广仁堂内设宴招待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浅海喜久雄，并摄影留念，大造声势，蓝振德因此知难而退。
　　六、爱好古钱与石经
　　(1)古钱。方若发家致富后收藏古物，以古钱与石经为最多，书画、印刻、端砚也不少。在天津最早的游艺园“大罗天”(今天津日报社址)，园内有京剧、杂耍、电影、焰火、餐馆，尚附设许多古玩摊铺，是当时天津的唯一古玩市场。方若是收买古钱的大主顾，古玩商四出寻找货源，尽量供给方若，因此方若购入许多珍希古钱。以后法租界泰康商场、劝业场相继开张，古玩商多迁入该两商场营业，方若仍为古钱的大买主，方若研究古钱曾著有《言钱录》、《信钱别录》、《言钱补录》、《古钱杂咏》等书，自费铅印和油印出版。“九一八”前后，日本侵略者在天津多次发动便衣队-，方若为安全计，一度曾将全部古钱存放在法租界盐业银行保管库；后来经同乡张纲伯介绍，卖与上海杨庆和银楼少东陈长庚，得价十五万元。嗣后，陈长庚出国将古钱带出国外。
　　(2)石经。方若收购石经亦所费不赀，开设天津新明大戏院的孙宝山，曾由外地运来石经一批，约计一百七十字，说是郑州黄河出土，为希世珍品，方若以七千余元购入，非常高兴。他认为罗振玉收藏石经仅有数十个字业已全国闻名，自己收入这批石经，字数之多在罗振玉之上。以后陆续又购入许多零星石经，在家中开辟一间石经室，并招致名匠，精制拓片，分赠亲友和出售。传说方若所集石经多系伪品。
　　(3)书画。方若自幼喜爱绘画，在与汤小豹结婚后，以日本画与中国画相结合，成为独具风格的国画，跻于画家之列。方若笔润甚高，一般人买不起。许多日本军政人员游津或回国时，必以得方若画幅和曹汝霖字幅做纪念为幸。在沦陷时期，方若的画畅销，一时得利甚多。
　　七、与张弧的关系
　　张弧在民国初年任长芦盐运使时，方若在浙江会馆同乡欢迎公宴上，与张弧相识。初以诗文相交，时有往来，当时张弧在津并无住宅，方若代为在日租界福岛街仁寿里自己住宅附近，购置三楼三底洋房一所，成为近邻，双方交情日深。不久张弧调任财政次长兼盐务署长，来往于京津之间。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对当时并非直系的财政次长张弧、交通次长叶恭绰，陆军次长徐树铮等，施加压力，蓄意排除。袁要求张弧筹集登极巨款，张以畏惧全国人民和国民党的反对，并曾收到一封附有一枚子弹的无名警告信，因此未敢从命。袁世凯指使肃政使，对三次长提出弹劾大参案。张弧参案系由肃政使夏寿康以贪脏枉法、祸国殃民罪状，予以通缉拿办。张弧早已得信，避居天津日租界寓所。袁世凯又密令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向日本领事馆要求，引渡张弧及搜查住宅。日本领事即将此情况密告方若，方若及时将张弧全家接到方家，并将张弧安置在福岛街井上医院二楼病房，由日警在医院附近巡逻保护。至杨以德率领警察多人由日本副领事陪同到张宅搜查时，当然人去楼空了。不久由王揖唐等人向袁疏通，即取消了通缉令。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张弧出任梁士诒内阁财政总长时，因发行九六公债，被当时司法总长董康提出参案，以发行公债在用途上有假公济私不法行为，建议法院传讯财政当局有关人员到案对质。张弧得信避居天津。北洋政府曾下通缉令，张弧在津仍由方若与日领事馆联系，匿居井上医院。四月间，第一次直奉战爆发，对张弧的参案也就风流云散了。由于两次方若的援救关系，张弧对方若深为感激。在一九二三年高凌蔚组阁，张弧第二次任财政总长时，曾推荐方若为榷运局长或财政部参事等职。方若以北洋政府的官吏都是五日京兆，坚决不干。张弧为了报答方若盛情，愿与方若结成儿女亲家，但受到家属的反对，认为方若并非官宦之家，门户不相当。由于张弧坚持，将三女同端许配方式。方若与遗老中经常有来往的有张彪、罗振玉，陈宝琛、熙洽，郑孝胥、溥心畲等。与北洋官僚政客经常来往的有王揖唐、曹汝霖、龚心谌、徐世章、陆宗舆、丁士源，李思浩、吴达铨等人。其中以方若与曹汝霖系干亲家，而王揖唐与张弧又系儿女亲家，因此，方与曹、王来往密切。但在表面上，方若并未参与北洋政府公开的政治活动。
　　八、与日本人的关系
　　由于方若自清末曾避难日本领事馆，为日本领事馆开办的《天津日日新闻》当社长，又娶日本领事馆职员日籍华人汤小豹为妻，因此与日本领事馆关系相当密切。方藉日本领事馆势力购买地产成为巨富，并任日租界绅商公会会长，令人的财源和地位逐渐提高，成为天津名流之一。当时嫁与中国人的日本妇女，仍受日本领事馆的控制，汤小豹也不例外，每星期每月要定期向日本领事馆汇报情况，当然也包括军政经财及社会各方面的动态。日本领事馆对方若十分倚重，历任的天津总领事如船津辰一郎、吉田茂、有田八郎、桑岛主计等到任时必到方宅拜访方若。每当总领事必在日本敷岛、扇家料理店(饭店)或英租界日本总领事公馆宴请中国官员时，必有方若作陪。在中国官员回宴总领事时，方若也在座，多年来一直如此。成为惯例。
　　历年以来，日本军政人员来津调查情况，有关军政的事访问张弧，财经的事访问曹汝霖(在沦陷时期也访问过金城银行经理王毅灵)，有关社会情况则访问方若。方若与日租界多年担任日本居留民团长臼井忠三关系最为密切，经常相互交换中日人民的社会动态，协商有关目租界治安问题，相应地制定对策。如军阀内战迫近天津及“便衣队”扰乱天津时，日本民团即全副武装在中日交界处布防。方若还有一个多年老友野崎诚近。野崎在天津居住数十年，精通华语，研究中国的古董字画，开设了一个古玩铺，并在日租界有一所带园庭的住宅，平时在社交中不常露面。在日本入侵华北以后，野崎与北京最高军总司令杉山，寺内等大将，以及北京特务机关长春多诚一、松室孝良和兴亚院吉田七郎、军部有末少将等高中级军政人员都有联系。野崎还是王揖唐和曹汝霖的私人秘书，在王揖唐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时，如遇涉及日本方面的重大问题，如人事更动等事时，必电请野崎赴京奔走解决。野崎在日本投降前将全部房屋、古玩、家具、物件变卖一空，携带现金回国去了。日本投降后，他一无损失，这种情况在日本人中并不多见。由此可知，他在日本军方有多大潜力了。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到任时，也先拜访方若，遇事也由参谋与方若联系。参谋吉冈安直与方若最为亲密。在伪满时，吉冈安直升为少将，担任伪满康德皇帝溥仪的皇室“御用挂” (即宫内大臣)，实际上控制溥仪一切行动，管理皇室事务及全部财产。吉冈每次来津为溥仪清理关内财产时，必拜访方若。日本天津驻屯军每逢国庆或天长节举行阅兵典礼，均请方若参加，而此项礼遇并非一般官员富绅所能享受的。一九三0年，在“九·一八”事变前，方若为了过六十岁生日，约同张弧去日本游历，并拜访日本友人，如阪西利八郎，吉田茂等，以及当时日本当局要人。回国时经朝鲜，游金刚山，经奉天回津。此行当然与政治有关，但内容始终未得而知。
　　在“七七”事变日本侵占天津时，方若全家移居英租界伦敦路张弧住宅。当时张弧已由大连回津养病，由北宁铁路局长陈觉生接住在海河路北宁官舍。在组织天津伪治安维持会时，柴山兼四郎、阪谷希一曾密访张弧，协商维持会人选，决定以高凌蔚为首，方若、王竹林参加，并指定方兼任伪天津法院院长，王兼伪长芦盐务管理局局长。在正式成立维持会那天，柴山曾派汽车把方若由张宅接去就职。后来在潘毓桂成立伪天津市公署时，方若调任为市公署首席参事。天津特务机关任命臼井忠三为市公署顾问，掌握实权。日本入侵华北后，历任日本华北军总司令官，如杉山元大将、寺内一大将，都曾来津亲赴方若住宅拜访。因此可以看出，方若与日本关系之深。一九四O年，张弧的六女同珍和外甥潘祖莘，因参加地下的抗日组织，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为了营救他们，我和炭田七郎(曾任张弧秘书)向日本天津特务机关长浅海喜久雄求救释放。浅海说：“我保不了，你们去请求方若吧。”我找方若后，终于由方若出面向日本宪兵队保释出来。由此也可以看出方若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
　　在敌伪时期，社会上传闻方若与温世珍争夺伪市长甚烈，其实并无其事。方若与日本人的关系。远远超过温世珍。日本人把方若看成自家人，看温世珍不过是临时雇用的奴仆而已。因温世珍在北洋时期曾做过海关监督和交涉员，况曾留英精通荚语，与天津欧美人士接近，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利用温当伪市长与英法租界及海关税务司办理交涉，方便得多。这是日本军方利用温的一种手段。方若对温世珍非常轻视，常说温世珍不过认识几个中下级的日本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温世珍曾以考察为由赴日本访问，方若以首席参事资格代理伪市长三个月。在代理期间，方若曾在《庸报》上发表施政方针，温世珍回津后大为不悦，认为方这是想取而代之，因此很长时间两人见面都不说话。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当时天津防卫司令官雨宫巽派极部队接收英租界，实行军事占领，设立极管区行政公署。其公署署长一席，即由方若担任。
　　九、日本投降以后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投降，国民党接收天津，将方若以汉奸论罪，逮捕入狱。审判时，方若曾请胡宝林律师为其辩护。当法官问到汉奸罪状时，方若一再表白自己如何做“清官”，如何“廉洁”。法官又问，为什么要在日本人手下做官?能说在沦陷时做“清官”就不算汉奸吗?方无言以对，只好认罪。方若曾将贵重物品和古物装四大箱，寄存在物华楼金店，被人检举，由国民党接收人员“劫收”了。其余石经等物件，均加封未动。在天津解放前夕，方若被释放出狱。解放后人民政府委托北京清华等校考古系组成小组，加以鉴定，装了二十几箱，运往北京，同时留给方若部分财物为生活费用。一九五四年病老而逝。
　　
同年(公元1869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954年)去世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