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
[公元1909年－1969年，历史学家]
吴晗为[公元1909年－1969年，历史学家]
1937年，云南大学熊庆来校长破格聘请吴晗先生作为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那时吴晗先生大学毕业刚3年、年仅28岁。在云南大学任文史系教授期间(1937年-1940年)，吴晗先生“认真地备课授课，从不告假；著书撰文始终坚持不懈。”以其渊博的学识，诲人不倦的教风，影响和教诲着自己的学生。他教导学生，治学要先打好基础，博而后能专；要做到三勤：“勤读、勤抄、勤写”；要不断地给自己提出问题，并根据问题不断深入到史料中去，不假思索、不去发现问题的读书是白读的，念过了随着也就忘了。他还把自己多年来收集装订成册的论文集借给学生阅读，教给学生写论文的经验。同时，在时局动荡不安、教务繁忙、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吴晗先生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学术研究，写出了《明代之粱长及其他》、《投下考》、《记明实录》、《明代汉族之发展》等学术论文；协助张荫麟先生完成了《中国史纲》第一辑的定稿工作；开始了《朱元璋传》的撰稿。此外，他总是积极地支持和参加学术活动，常提供寓所供活动使用。他的寓所因而被朋友们戏称为“陋巷小沙龙”。1939年，曾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一度停止活动的史学研究会，由于张荫麟、罗尔纲、孙毓棠等研究会成员的到来而重新开始了活动，并在昆明中央日报上编了一个纯学术性刊物——《史学》。吴晗以“燕肃”的笔名为该刊撰稿。吴晗在云南大学任教的时间虽短，但他在教学工作中把自己多年做学问的心得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学生，为国家培育了大批品学兼优的人才，大大促进了云南史学研究的发展，为云南大学的发展贡献了力量；他刻苦努力、勤奋钻研学问的精神则深深地激励着有志于做学问的学子们不断地去开拓进取，他与同仁一起开展和参加的学术活动则活跃了西南的学术空气。
在云南大学任教的3年中，吴晗先生虽然是以教书和做专业研究为主，没有直接投身到火热的-中去，但是，面对日军侵华日烈，而国民党对外投降，对内镇压，通货膨胀严重，物价不断上升，生活水平每况愈下的现实，吴晗先生的思想开始发生了转变：“对蒋介石政权由最初的不满发展到痛恨了，讲历史一抓到题目就指桑骂槐，也开始参加一些政治性的社会活动了，走出书房，进入社会了。”同时，在夫人袁震同志及其夫人的师友董必武、周新民等的影响下，开始读联共（布）党史，列宁生平事业简史，订阅《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这使吴晗先生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他以后走出书斋，积极主动地投入抗日反美反蒋的斗争，成为著名的左派教授、坚强的民主主义战士，乃至后来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奠定了思想基础。随后吴晗先生加入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深受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在昆明的-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工作的需要，吴晗先生离开了从事多年的教育研究岗位，积极投身到了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工作中，历任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第一至四届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其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在繁忙的政务活动之外，他积极从事新中国历史科学的建设工作。曾兼任北京市史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亲自组织和领导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的标点和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的改编；主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等读物，对普及、宣传历史知识和繁荣我国的历史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1965年后，吴晗因三家村冤案受到残酷破孩，其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被定性为大毒草，成为“文革”初期的右派代表人物，于1969年10月11日含冤逝世，享年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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