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棐卿

宋棐卿为[公元1898年－1955年]

　　提起宋棐卿,现今的中青年人可能比较陌生。但提起天津东亚毛呢纺织有限公司和抵羊牌毛线,可能知晓的人很多。
　　宋棐卿(1898年-1955年)是山东益都(现青州市)县人。他自6岁起在家乡上小学,1912年到上海读初中,1914年在北平读高中。自1917年起,先后在齐鲁大学、燕京大学上学。1920年8月,宋棐卿赴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兼修化学课程。1922年,宋棐卿回国后,先后在山东益都、济南其父宋传典开办的花边、发网厂、德昌洋行见习,协助经营管理企业。
　　1932年,宋棐卿在天津创办了东亚公司,生产抵羊牌毛线。在与英国的蜜蜂牌、学士牌毛线和日本的麻雀牌毛线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中华民族争了光。
　　创出自己的民族品牌“抵羊”
　　改革开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人事部曾组织代表团赴日本学习企业管理。当来到著名的丰田汽车集团时,接待者奇怪地问:“你们向我们学习什么?我们早就向你们天津的宋棐卿学习过了。”日本人所指的就是原天津东亚公司的总经理宋棐卿。
　　宋棐卿留美回国后,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产毛线缺乏,日本、英国的毛线产品占领中国市场。于是,宋棐卿决定以毛线为首选产品,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
　　1925年,宋棐卿在济南向德商禅臣洋行订购了生产毛线的机器设备,他希望生产的毛线质量能达到英国的学士牌标准。订购的机器设备运到济南后,经过半年的安装、调试,终于纺出了毛线。但经检验毛线的弹力等指标达不到学士牌毛线的标准。原来,禅臣洋行卖给宋斐卿的机器设备是一台粗纺机。宋棐卿不甘受洋人的欺骗,与禅臣洋行打起了官司,结果胜诉。为了实现国产毛线的愿望,宋棐卿在1926年派其弟弟宋宇涵专程去美国学习毛纺专业并赴欧美各地考察。
　　宋棐卿考虑到天津具备办毛纺厂的条件,决心在天津创业。为了解决办厂的资金问题,他决定组织股份有限公司。他除了动员大户入股外,还在社会上广招股资。他提出绝不用外钱为入股资格的主张,计划按100元一股,为的是“在资多,而求人众；不以物聚,而以心聚；不怕股东小,就怕股东少”。由于股票面额很小,社会中下层人士也踊跃购买。许多东亚公司的职工,甚至他们的家属也成了股东,这极大地增强了东亚公司的凝聚力,扩大了企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自打成立东亚公司起,宋棐卿就考虑要创出自己的民族品牌。他认为这个品牌要响亮,要能体现中国人的志气。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的呼声响彻民间。宋棐卿和东亚公司主要决策人商议,决定用“抵羊牌”作为公司毛线的商标。纺毛线用羊毛,借用“羊”的谐音,寓意为 洋货,特别是日货。宋棐卿请设计师设计了多个抵羊牌商标图样,但没有一个令他满意。这时他想到,澳洲美利奴羊的公羊犄角粗壮,呈蜗牛状,并有抵角的习惯,抵角时显得粗壮有力,很有气势。当时,为了改良我国羊的品种,经财政部批准东亚公司从澳大利亚购买了12只美利奴羊。这些羊运到天津后,由东亚公司职工饲养了一段时间,后又运回山东益都。宋棐卿想,如果当两头美利奴羊相抵时拍照,图像一定真实、生动。他立刻派员工赴山东益都拍照,照片带回后,设计师对照照片,绘制成抵羊牌毛线商标。商标一问世,即刻在社会引起轰动。商标的爱国寓意,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中国消费者。当时的实业部长孔祥熙,还给与抵羊牌毛线以免税的特惠政策,使抵羊牌的名气大涨,销路大增。仅仅三年,抵羊牌毛线销量就占据了国内销售市场的87%,全国代理商达650余家,遍布全国大中城市,并出口东南亚十几个国家。
　　宋棐卿出生在山东,自幼就受到孔孟思想的熏陶。后留学美国,受到西方民主和人性化的教育,因此在企业管理的指导思想与管理制度上,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格格不入。
　　宋棐卿创造性地提出:一、以生产辅助社会进步；二、使游资游才得到相互合作；三、实行“劳资互惠”；四、为一般平民谋求福利。当时,东亚公司的福利相当高,正式职工除正常的工资外,上夜班的还发夜班补助并提供一顿夜餐。有病伤补贴；有伤亡抚恤金,并可推荐一亲属入厂工作；有疾病疗养金；还有婚丧补助、孕产期补贴、生活困难补贴等等。公司为家在外地的员工提供宿舍,且每年有探亲假待遇,公司照发工资并负担路费。公司还为正式职工提供每日两餐,家在外地的员工是每日三餐。公司还有年老退休的待遇,并鼓励退休职工以养老金入股,每年还向职工“赠股”,这样,工龄越长所拥有的股份越多。宋棐卿还把职工的婚丧列入人事部的工作范畴,职工家庭遇有婚丧大事时,人事部派专人协助料理,并以公司的名义致送礼金,以示关怀。公司规定,凡职工父母逝世者,给予七天带薪丧假,另外发放三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助,以示公司对人伦亲情的尊重,对职工孝敬老人的敬重。这也是宋棐卿所倡导的“劳方就是资方”的内涵所在。这些福利及规定,甭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是拿到现在也不落伍。
　　人才最重要教育是根本
　　宋棐卿重视人才,知人善用。建厂时,东亚职工中大部分是山东人,以山东老乡、亲友为骨干力量。但宋棐卿深知,局限于此是不能干大事业的,乃广招人才。到1937年,东亚职工中已有外国留学生、专科大学毕业生多人。1942年,又从社会上招考一批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员。1944年,成立化学厂生产西药,宋棐卿在各地广罗求才,高薪聘请饱有实学、富有经验的医药专科外国留学博士5人,号称五大博士。宋棐卿在用人上既重视学历,更看重本人的才能和实际表现。即分帮派,又不分帮派。条件差不多的用山东人,条件不同谁本事大用谁。统计部主任宋显民是宋棐卿的堂弟,但业务较差,实际业务由天津人刘芳掌管。还有一个职员是美国留学生,经权贵介绍入厂,但工作能力差,宋棐卿则始终给以高薪,作为一般职员使用。
　　上世纪三十年代,宋棐卿就请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给公司全体职员讲演。公司还设置民众教育班,即夜校。学员按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班。除东亚职工外,社会民众也可报名参加,由东亚公司职员任教。其中,甲级班设有国文、数学,普通英语三门课程,职工通过补习,均可达到初中文化程度；乙级班开设了国文、算数、常识、初级英语,学生可补习到高小文化程度。
　　东亚对职工教育形成了三种内容的办班学习形式,一种是东亚精神培训班,一种是生产管理学习班,一种是职工夜校,形成了完整体系。宋棐卿说:“在东亚做工,我就要让工友得到两个好处,一个是要让大家成为股东,一个是让大家学到真本领。就是某个人离开了东亚,也能用在东亚学到的本事在社会上自立。在公司做工,大家会热爱公司,离开公司,大家也会记得公司的好处。爱公司不仅是热爱你们的今天,也是热爱你们的未来。这就是东亚服务社会的宗旨。”
　　1939年,天津发大水,宋棐卿决定在当时部分停产的毛纺厂房和办公楼内收容被洪水威胁的职工家属和部分难民。他看到因水灾而失学的孩子十分痛心,便一边安排难民的衣食医药之需,一边利用空余厂房,开办“东亚小学”。洪水退去后,宋棐卿决定开办永久性的东亚小学,并立即修建校舍,聘请教工。1940年,东亚小学正式成立。教室宽敞明亮,卫生设备齐全,校园里还有健全的运动器械。学校的校长和教职员工都是有名的师范院校毕业生,有一些还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而音乐、体育、艺术教师则从专科院校毕业的专业人士中聘请。只要是东亚的职工,不管职务高低,他们的孩子全部录取,免收一切费用。学生毕业以后鼓励继续深造,中学、大学学费也由公司支付,学习成绩优秀的还另设奖学金。笔者有幸于公私合营前在东亚小学上了幼儿园和小学。记得那时每年给每个学生量体裁衣,制作夏冬两套服装。每星期放学前,每个同学都会领到理发和洗澡票各一张,星期日必须去理发、洗澡,星期一进校前有老师和值日生检查,没理发、洗澡的同学一律不许进校。笔者的哥哥姐姐都从东亚小学毕业后免费上了中学和大学。对于一个工人家庭的子女,这是多么幸运呀。
　　1945年12月22日东亚董事会还通过一项宋棐卿的临时提案,为燕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复校捐款,对燕大捐伪联币500万元,对南大捐伪联币1000万元。另外,从1936年起,东亚公司还对天津工商学院、南开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和圣 校等大中学校的贫苦学生发放奖学金。
　　“我的梦”之破灭
　　宋棐卿毕生致力于“实业救国”、“实业强国”。抗战八年期间,日本军方曾千方百计想把东亚公司收为军用,宋棐卿也绞尽脑汁想办法对付日本人,没让它落到日本人手中。1943年,日军要中国人献铜献铁支援其侵华战争。7月19日,日本宪兵队进入东亚公司,命令宋棐卿把绒线车间的机器献给日本人。宋棐卿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日本宪兵队以破坏大东亚-的罪名逮捕了宋棐卿和副经理陈锡三,并将他们押解到北平日本-。宋棐卿对前来探望的人说:“只要能保住东亚公司的厂房和机器,其他一切在所不惜。不要为我个人的安危分散力量。”后经过疏通,东亚拿出一些毛线和麻袋等产品,日本人才把宋棐卿和陈锡三释放。宋棐卿回家后,妻子见他衬衣上有血,便问:“日本宪兵打你了?”宋棐卿不说。
　　宋棐卿有一个东亚公司发展的庞大的规划,也就是他写的《我的梦》。在《我的梦》中,宋棐卿计划东亚公司创建十个厂。除了已建的毛纺厂、麻厂和化学厂外,还要建人造丝厂、纸厂、铁厂、印刷厂、山场(在北平西山筹建一个面积数千亩,有山泉的山场。在山上种植树木,开办农林事业,兼作职工休养之地)等。在必要的时候创办银行和保险事业。在文化事业方面,要创办职工夜校。在社会事业方面,要给品学兼优的贫苦学生发放奖学金；设立康乐站,负责帮助贫苦同胞谋出路；创设平民医院。
　　天津解放后不久的1949年4月21日,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视察了东亚公司。宋棐卿将《我的梦》送呈给刘少奇。刘少奇看后对其加以肯定和赞赏。1949年4月30日,宋棐卿又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表明他消除顾虑,扩大生产的决心,并做出了具体规划。刘少奇在5月3日给宋棐卿回了信。在信中对东亚公司扩大生产、增设新厂的计划加以勉励,并希望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继续努力,指出,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
　　1950年5月,宋棐卿去香港,准备把香港分厂卖了,换外汇买机器,在天津扩建新厂。宋棐卿到香港后,香港分厂已被某些人掌握和控制,想卖分厂的计划成了泡影。此时他也接到许多匿名信和恐吓电话,警告他不要回天津,并威逼他去台湾。当时他一度想回天津,并买好了返津船票,可因病未能走。此时的天津东亚公司董事会,因他迟迟不归,更换了总经理,宋棐卿心灰意冷就放弃了回津的打算而想去美国。因宋棐卿在解放后曾有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的政治身份,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不给予签证,只允许他以过境的名义在美国逗留一星期。
　　1951年7月,宋棐卿辗转去了阿根廷,试图再办工业,可失败了。在阿根廷期间,他经济困难,心碎梦破,惨度余生,于1955年7月17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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