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火龙

谢火龙为[首批红色货币铸造者]

　　谢火龙是与文天祥同科进士、南宋著名文学家和爱国诗人谢枋得的第二十四世孙。据《龙川谢氏宗谱》（1996年版）记载：谢枋得孙伯瑾（寿八）之曾孙三赦，从江西锡州（今赣州）迁居龙川县上洋田，但三赦配偶黄氏仍居锡州，吴氏到上洋田居住一段时间后，又返回锡州。在《龙川谢氏宗谱》中，没有“谢火龙”这个名字。
　　2007年10月，洋田村谢氏家族最年长者、84岁高龄的谢源泉生前（2009年去世）接受我市媒体记者采访时说，《龙川谢氏宗谱》里的“荣勤”，就是谢火龙。“离家闹革命，哪个没有另起名字？毛润之出来叫毛泽东，周恩来用过‘伍豪’之名。《龙川谢氏宗谱》还记载，荣勤（即谢火龙）爷爷世球的兄长世一、世二和荣勤的堂兄弟观妹，迁往江西井冈山草林。”
　　6月23日，记者赶赴遂川县草林镇寻找世一、世二后裔。翻阅草林之《谢氏族谱》和采访草林镇文化站站长谢九玲，获悉草林现有谢氏数百人，为龙川县上坪迁来，非洋田村。看来，世一、世二兄弟并未落居草林，而是辗转上了井冈山。红军造币厂展示的资料称：“井冈山人的祖先90%为广东、福建等地迁徙而来的客家人。”而朱德、毛泽东率红军上井冈山后，经过7年的“会剿”与反“围剿”，以及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的清剿，井冈山人口已所剩无几，现在的居民绝大多数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迁入的。
　　想证明谢火龙跟随大伯公世一、世二他们迁往井冈山的史实，还有一个有力证据，就是洋田村曾是银匠的“摇篮”。至今，龙川县龙母、黎咀、田心、赤光等镇老一辈中，有不少人还记得“谁要钱，到洋田”这句顺口溜。就是说，谢火龙的银匠世家洋田村人会制造银元。
　　据谢火龙的孙子谢胜发、谢添荣回忆，以前村里族中老人和父辈经常讲到关于祖父的故事。
　　早在清末民初，祖父谢火龙及族中不少先辈就是远近闻名的银匠，会仿制时下流通的各类银元。谢火龙不仅是一个出色的银匠，而且体格健壮，身材魁梧，年轻时又练得一身武艺，即便有三五人，也近不了身。到了上世纪20年代初，洋田村谢氏因为偷偷仿造“花边”（银元），“以此维持生计”，引起国民党政府追查。加上井冈山一带早住有从龙川迁居过去的宗亲，谢火龙和他的兄长谢荣操就是经亲人的介绍，前往井冈山。
　　饶道良说，谢氏兄弟只会造钱但不善务农，为了生存，只好发挥本身之长，偷偷玩起老本行。起初，他们不敢贸然从事，只是造了就花，花了又造。后来，谢官龙、谢火龙、谢荣操、谢荣珍在极为偏僻的湘洲上东坑村，办起“对花厂”造假币，名为“谢氏花边厂”。谢火龙以此为发家手段，四处广收铜板加以少量银质，造出了“银色铜”大量假银元，雇人悄悄地贩运到粤、湘、赣边远山区销售，竟获丰利。官府发现后，下令取缔并通缉谢火龙。于是，谢火龙又将“花边厂”转移到永新县牛田村继续生产。
　　王佐推荐担任厂部负责人兼技术指导
　　比毛泽东、朱德他们早在井冈山拉起队伍多年的王佐，也需要开销，当他得知谢氏兄弟在制造银元后，就引入这一铸造技术，并把谢火龙接上山去，专门铸造“花边”供其使用。在谢氏兄弟中，谢火龙是师傅的头。
　　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与王佐、袁文才会合，王佐停止“花边”生产。翌年４月底，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部队余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军成立后，战斗日益频繁，俘获的财物也越来越多，所得银元可作货币流通，但缴获的银质器具、首饰等细软则无法使用。5月以后，红军-皆捷，部队也不断壮大，加上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开始实行频繁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根据地内广大军民面临着严重的给养困难，现金和日用品的奇缺，成为红军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时的井冈山已废除军饷制，实行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的军事供给制。所发零用钱，从军长到伙夫，两角则一律两角，部队和地方政府机关办公费用也作出统一规定，如红军连队办公费为每月6元、营部10元、团部20元。对各种技术人员，则给予一定的津贴优待。残酷的军事“围剿”与反“围剿”，使红军懂得，要战胜敌人，必须学习经济和金融知识，更要有自己的货币。红军初创，没有造币人才，利用当地能工巧匠成为必然。
　　1928年5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决定在井冈山上井村创办红军造币厂。王佐、袁文才提议，让湘赣边界原有的“谢氏造币厂”重新开业，铸造银元。毛泽东与边界特委磋商后，同意了这一建议。
　　经王佐推荐，请谢火龙、谢官龙、谢阿秋（谢火龙外甥）等人当师傅。造币厂主要厂址设在上井村民邹甲贵家。邹家的房子，从外表看去，是一座普通民宅，没有围墙，灰黑色尖瓦顶，一色黄墙壁，传统的客家式建筑；就质地而言，就是一所土坯房。如今，其古朴陈旧的大门上方，挂着萧克将军题写的“红军造币厂”红匾。
　　那时，造币厂所用的原材料，已不再是铜板，而是红军四处打土豪所缴获的大量银链、首饰及各种银质器具。除防务委员会发动赤卫队、-队将打土豪时没收的银首饰集中起来造币外，红军主力在战场上缴获的敌军银质器具，以及每攻克一座城镇，都要求及时查封土豪劣绅开办的首饰店，将其中的银质材料和首饰全部没收，交军部军需处统一登记和收藏。军需处把这些银质材料移交给防务委员会，防务委员会再将它提供给造币厂。造币厂将这些材料经回炉熔化制成粗坯，然后再冲压成银元。
　　时任中国红军第四军军需处处长的范树德后来在《井冈山的后勤工作》中写道：“在井冈山时，我们主要用银元。在井冈山上井有个小造币厂，我们没有上山前，王佐可以随便指挥它，制造的银元在袁（文才）、王（佐）势力范围内使用，但是我们上山后，就逃避不了我们这一关了。”
　　负责领导和管理红军造币厂的是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红四军三十二团副团长王佐。王佐任命谢火龙担任造币厂负责人兼技术指导。同年7月，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防务委员会成立，之后王佐又兼任防务委员会主任，担负起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内各项经济建设和防守任务。从此，红军造币厂就一直在防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生产。
　　饶道良介绍说，毛泽东、朱德等对造币厂极为关心，多次到厂视察。1928年5月底，造币厂刚刚创办，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亲自陪同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到造币厂检查工作，并向工人传达省委指示，鼓励工人为根据地建设多多生产银元。毛泽东曾经对王佐说，我们造的银元，第一质量要是纯银的，重量不能低于七钱二，一定要把好质量关。杜修经（1907—2007）在《四上井冈山》一文中写道：“我们看望伤病员后，就来到另一个村子的小桥边，那里有一个铸银洋的造币厂，用的是墨西哥的模子，他们造出的银洋，我还拿了两个。毛泽东同志告诉我说，原来那里是造假银洋的地方，那时只有一个墨西哥的模子。他还告诉我，原来王佐也在这里住过，造过银洋。”
　　王佐对造币厂也非常负责，经常到厂督导生产，定期派人将打土豪得来的银质材料送往造币厂，以保证银元生产正常进行。
　　连续8个月铸造“工”字号银元
　　私营、属于地下的“花边厂”重新开业，且摇身变为国营、红色的造币厂，不但性质变了，规模也壮大了，成为红军反对国民党经济-的一个重要单位，谢火龙一改过去偷偷摸摸而大张旗鼓地干起来。造币厂先后在黄洋界下的牛路坑、大井的铁坑、茨坪和金狮面的红军洞等地，设立造币厂的粗坯车间和冲压车间，又从水口山铅锡矿抽调工人充实力量，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当然，此时造币厂的生产设备都比较简陋，还沿用乡间打铁的风箱、火炉、铁钳等，比较先进一点的，就是有了熔银器、冲压架，而这个冲压架也是造币厂的工人们自己设计并依靠手工制造出来的。每开一次炉可生产银元400多枚。
　　造币厂使用的花边印模，是市面流通的墨西哥鹰洋。为使新造银元与旧银元一模一样，工人们采集草药熬煮新造银元。如此，新、旧银元没有差别，便于在白区流通使用。后考虑到让这种银元与白区银元有所区别，王佐派人将每块银元一一凿上一个“工”字，然后成批交给红四军军需处和边界工农政府财政部。军需处和财政部将这些“工”字银元按50枚一筒用纸卷好，分发给红军各级部队和地方各级政府使用。“工”字意味工农民主政府。因此，井冈山根据地军民称之为“工字银元”。 这是中国共产党红色政权发行流通的第一批货币。
　　红军造币厂前展示的谢火龙等人铸造的“工”字号银元（仿制并放大）。
　　这种银元是极为珍贵的革命一级文物。2007年秋，在北京的一次拍卖会上，这样的钱币以近20万元的高价被买走。此币重26.8克，直径3.8厘米，厚0.27厘米。
　　由于技术原因，“工”字银元品相还是比较粗糙。流通到市场后，商人和群众开始不敢使用，后经各级苏维埃政府大力宣传，便在井冈山地区流通起来。加上红军在遂川县草林、井冈山大陇开辟红色圩场（即红军自己的集贸市场），吸引外地商人前来进行物资交易，那些商贩听说井冈山银元是红军铸造，又是纯银的，都乐意用外边的银元来兑换。这表明井冈山“工”字银元声誉是相当好的。这样一来，既使“工”字银元在井冈山根据地内外广泛流通使用，又能购买到所需的物资，扩大了井冈山革0据地的政治影响。
　　1928年冬，敌人准备发动对井冈山第三次“围剿”，红军医院和其他一些重要后方机关陆续转入深山密林。为隐蔽起见，造币厂也先后迁往大井村的铁坑和下井村的桶缸山等地继续生产。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往赣南地区创建新的革0据地。当月月底，湘赣两省敌军调集18个团的兵力，第三次联合“围剿”井冈山，实行“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政策。守山军民与敌人激战三昼夜，后敌军在宁冈收买游民陈开恩，由陈带路，占领井冈山，放火烧了红军造币厂，谢火龙在突围时被冲散，并受伤。造币厂其他工人或牺牲，或下落不明。4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赣南入闽西，井冈山地区相继被敌人掌控，各个造币厂也完成了它的革命使命，相继关闭。
　　1998年12月，修复红军造币厂原址时，出土有谢火龙他们当年使用的火炉、大小铁钳、大小铁锤、银元压模等。今天，造币厂除陈列以上实物外，还有当初造币的大量照片、粗坯、放大的“工”字银元模型，为研究红军时期的铸造和货币发行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从1928年5月底建立到1929年1月，井冈山红军造币厂存在不足8个月。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相关资料对造币厂的评价是：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最早的造币厂，它铸造“工”字银元，是红色政权发行在革0据地内流通的第一批货币，帮助根据地军民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它的建立，洞开了共产党领导造币事业的先河，为后来红色政权乃至人民政府造币事业的发展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井冈山红军造币厂在中国革命政权的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31年，中共先后在江西永新黄岗村创办湘赣省造币厂，在瑞金叶坪洋溪村创办中央政府造币厂。这两个造币厂都充分运用了井冈山红军造币厂的经验和技术，铸造和印制了在根据地内流通使用的银元和钞票。
　　无名烈士谢火龙沉寂荒山孤坟
　　与组织失去联系的谢火龙，于1929年3月初回到家乡洋田村。“他突然回来了，双手拄着拐杖，带了一身的伤，是 伤，在肩膀上。”2007年10月，谢源泉生前面对采访他的记者说。
　　那时，龙川县尤其是地处粤赣边区的龙川北部地区，开始发展为中央苏区的一部分。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有名有姓参加中央红军的有60多人，其中贝岭李观富（毛泽东见他年幼，给他另取名字，叫李童军，1983年病故）、田心黄益和，曾作为毛泽东的炊事员和警卫员，跟随长征队伍到达陕北；龙母祠堂角人、原东江游击大队队长骆达才，1931年调中央苏区担任红一军师长（后被诬为AB团分子遭错杀）。当时，谢火龙老家周围附近正处在“-”下。为安全起见，谢火龙没敢对家人讲起自己这几年的经历，仅说是在井冈山被土匪所伤。因 伤过重，又缺医少药，引发感染，1929年冬，谢火龙去世，时年46岁。
　　那年，谢源泉六七岁，他听谢火龙说过在井冈山撞见土匪时被打伤的事，也耳闻祖父辈们谈论过谢火龙的经历。谢火龙说过，江西形势很乱，在山上，他是凭着求生本能奋力突围，死伤太多，生还无几。他是风餐露宿，跌跌撞撞，行走将近一个月时间才艰难返回家中。家族兄弟全部献身革命。
　　从红军造币厂提供的管理人员及技术工人名单看到，厂部负责人及技术指导为谢火龙，雕花制模师傅、掌天槌师傅、掌银模师傅、滚边师傅为谢路苟、谢亚尾、谢荣珍、谢荣光等，均来自龙川县谢氏家族。谢火龙为红色银匠，谢国铭为红色银匠第一代传人，谢子明为第二代传人，谢永忠为第三代传人，-传人谢天乐现在造币厂旧址上班，手工打制银质首饰。造币厂师傅谢官龙于1987年被国家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
　　谢火龙有所顾忌，对井冈山的事守口如瓶，考虑的是家族和全村父老的性命。辞世前，嘱托家人过世后将其葬于陈姓村民山岭，墓不立碑。82年了，尽管谢火龙后人坚持扫墓，但他的坟茔依然荒草凄凄。若没有墓头的一些砖块，也许不会有人知道这是一块墓地，更没有人知道，这里安息的是红色货币的第一代铸造者。
　　谢火龙生一子桂六，抱养一子丙生，现传有多名曾孙、玄孙。曾孙谢伟群、谢伟明兄弟告诉记者，通过井冈山文献和龙川申报中央苏区县资料，以及族中老人的回忆、《龙川谢氏宗谱》，可以确认在井冈山参加革命并担任红军造币厂厂部负责人兼技术指导的谢火龙，正是自己的曾祖父。他们希望民政部门能够确认谢火龙的革命经历，给他一个烈士称号，告慰先烈英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