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迪民

马迪民为[公元1913年－1943年]

　　马迪民（1913一1943年），原名马宗善，生长于牛埠镇一个寒士的家里。父亲马芳芝逝世较早。迪民既无兄弟又无姐妹，少年时伶仃孤苦，唯与0相依为命。1927年至1932年，他就学于桐城房秩五老先生主办的浮山中学（现为枞阳县浮山中学），自附小读至初中毕业，接着又考入贵池乡师。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先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继又进攻上海，挑起一·二八淞沪战争。日寇的疯狂侵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迪民的心灵上激起强烈的义愤和不满。他对当时驻守淞沪的十九路军违反蒋介石的 命令愤起抗战，打得日寇在短期内连续3次撤换其侵略军司令，十分钦佩，并抱着希望。
　　正因如此，1933年底，他得悉十九路军的蒋光鼐、蔡廷锴等高级将领在福建举起抗日反蒋旗帜，成立人民政府，感到无比欢欣，毅然弃学，约其友人钱济民一道，不避千里跋涉，奔赴福建，投靠人民政府，甘愿在一个学兵连里当兵。他满腔热情，以为从此可以为抗日救亡贡献力量。不料事与愿违，福建人民政府不数月便被蒋介石搞垮了。这对迪民来说，是一次很沉重的打击。当时摆在迪民面前的问题，要么听从改编，加入 派阵营，为他们卖命以求得所谓出路；要么解甲还乡，承受失学失业的苦痛。迪民的为人决定他毫不迟疑地选取后一条路。他经历多少艰难险阻，终于于1935年春带着惆怅的心情回到牛埠。那年秋，无为县在县长戴端甫公的推动和支持下，四乡不少较大的村庄都办起短期小学。这些小学学制两年，每所小学只1个班级，1个教师，教师薪金比普通小学更低。当时农村师资极少，城镇知识分子怕苦怕累怕脏不愿下农村，即使下到农村，对教学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甚至只在短期小学挂个教师牌子，到月向县领工资。迪民原来学过师范，这时又失业在家，由于我的建议，迪民祖居的马坝村特聘他回村开办短期小学。从此，他便在穷乡僻壤的马坝村短期小学埋头教学，直到1937年底。在将近3年的时间里，他与马坝村的农民同甘共苦，并为他们排难解纷，代写代算，做了许多教学以外的工作。至今，马坝及其附近村庄年纪较大的人都还念念不忘。
　　1937年冬，周心抚、何际堂、任惠群、刘方鼎和我常在襄安聚会，自发地搞些抗日救亡的宣传和活动。我们多次去襄安东边谢家洼村，想以那里为起点搞抗日自卫队。1938年春节期间，我又到牛埠镇，在知识青年中进行抗日的宣传和串连。迪民热情接待，积极支持，他当天下午即登门通知牛埠镇及附近农村知青，记得有王光钧、周化云、钱济民、萧继淮以及朱家荡村的周济群等20余人，次日聚集牛埠东郊一个小庙里开会，由我讲一些我所知道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情况以及抗战必胜、-奴不能当之类的话。大家都称赞抗日，迪民抗日情绪更高。
　　1940年夏季，国民党省政府在无为县西南乡的西河设立安徽省第四货物进出管理检查处（简称第四货检处，控制货物进出，主要任务是收税），处长是唐晓光同志（唐在六安和合肥任县长时就与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孙仲德同志联系。1940年春，他拟从合肥撤往淮南津浦路西根据地未能走脱，反被逮捕，经章乃器、朱子凡等高级民主人士保释，又被任为安徽省第四货检处处长），不少同志，其中就有马迪民，都到第四货检处及其所属单位参加工作。马迪民瘦高身材，思想敏捷，性情爽直，说话做事都很干脆。牛埠及其附近的知识界都称赞他仗义疏财，好交接人，喜打抱不平。他先担任牛埠、土桥和合毛河一线税务所长，接着又改任为第四货检处的税务督导。但不多久，因为他在牛、土、合及三官山区熟人很多，有很好的关系，而驻在那一带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中有个什么队长是他的同学，当时也有人猜测他与那一带的青帮俗称“0水”的大头目有关系，唐晓光更认为迪民最适合在国民党地区搞工作。1940年冬，迪民在唐晓光的指示和支持下回到牛埠镇开设规模很大、远近皆知的“小小酒家”茶酒饭馆，馆址设在镇内马氏宗祠（原为合肥李府的当铺，有瓦房五六十间。民国初年，迪民父亲经手买为马氏宗祠，但迄未改建，除拆除和出租一大部分，中间10多间历来都空闲着，迪民就住在其最后两间小平房里）。迪民则由一个家徒四壁、贫无立锥的知识青年，一变而为生意异常兴隆的“小小酒家”茶酒饭馆的老板。并且由于他正直讲义气，在牛埠的声誉好，很快就被推为0会长。
　　1941年春节前后，唐晓光派湖陇货管分局局长宋泽（又名宋泽民）到牛埠向迪民通报情况，交代工作。宋又找其湖陇税务所副所长马干章带路到牛埠迪民家里。宋与迪民在房内谈话很久，干章是迪民堂侄，在外间坐等。后来，他们在迪民家吃过午饭才回湖陇。随后，迪民离开唐晓光的第四货检处，但还受唐晓光的领导。
　　1941年二三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突围的指战员先后过江到达无为东乡汤沟小游击区集结，并在曾希圣、何伟、孙仲德等同志的领导下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酝酿成立新四军第七师。在此以前，先是1940年冬，国民党桂系第七军和许多 的地方武装、土匪军，以庐江为后方，伸进无为县，遍布西北、西南和东南各乡（县城和东乡个别集镇已为日寇占领），妄图阻遏新四军军部过江，与皖南国民党顽固派大军围歼新四军的罪恶勾当相配合、相呼应。继而皖南事变发生，这些军队则疯狂搜捕和袭击我突围过江的党政军人员。他们气焰十分嚣张。唐晓光本为国民党顽固派所怀疑，甚至被监视，这时处境更为险恶，他急欲出走，但水陆路线都被严密-。他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从牛埠把迪民找到西河，要他协助赵平同志（赵与唐是亲戚，关系密切，唐任合肥县长时，中共派赵在县府当机要员，曾受唐委托与孙仲德同志所派郑子争联系。这时，他又在第四货检处负责搞秘密交通）建立通往无为东乡的秘密交通。迪民慨然承诺。他陪同赵平从西河，经湖陇，过姥山脚下择头戴村。他们想在那比较偏僻又距江边不远的村庄，建立一个可以暂时埋伏又可随时出江的秘密交通点站。哪知土匪军刘团（按：可能是刘子清团，后来投敌）正驻在那些村里，他们穷凶极恶，群众视为蛇蝎。迪民伴随赵平找熟人，理关系，走家串户，还在那里住过一宿，活动两天终无结果，他们只好回西河。走在路上，迪民因与当时湖陇区区长朱葆真（后改名朱晞）有些交往，也有所了解，遂建议找朱试谈，看他能否助一臂之力。他们见到朱葆-互寒喧后，赵平先问朱：“我们要到江边去，路上恐有阻拦，你如带着我们一道可不可以去？”朱表示他是现任区长，“可不受留难”。赵平、迪民见朱并不推辞，便进一步说明具体要求，拜托他大力帮助，朱也一口应允。赵平、迪民喜出望外，回去向唐晓光汇报情况。这时赵平还准备再去刘渡与虹家桥之间，经过那里打通一条通往无东的秘密交通。但唐晓光迫不及待，次日即由赵平、迪民护送到湖陇区政府，然后又由朱葆真和迪民护送到白梅陈村附近的江边，雇了船。唐晓光就这样由江路顺利到达无为东乡。不久，皖江根据地建立，他是皖江地区财经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
　　1941年三四月，日寇调动大批兵力，分数路向无为4乡以及巢南、庐东大举进犯，紧接着即占领了以上这些地区所有的集镇，许多山头上也筑起碉堡。只有牛埠这个位于三官山脚下的大集镇，地势平坦而开阔，易攻难守，日寇打进去即走了。而驻在上述地区的顽固派军队，大部逃跑了，有一些则和无为县的党政军特龟缩到三官山里。从此，三官山冲成为他们的巢穴，牛埠则成为他们的“十里洋场”、匪特的乐园。
　　1941年5月，新四军第七师在无为宣告成立，同时还成立了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皖中财经委员会及其他许多部门和机构。这期间，赵平已去根据地，是中共无为西南部货检处的负责人。而原国民党安徽省第四货检处许多人员也都成了我方货检系统或其他部门的干部，只有迪民留牛埠搞秘密工作。但他一直和唐晓光保持联系，不断地潜往巢无根据地向唐晓光汇报情况，请示工作。他每次来去总要到赵平同志的货检处去看望和谈心，赵平同志总是添菜、加餐款待迪民。那时，从湖陇到牛埠附近已建立了游击政权。迪民为了避免牛埠一些坏蛋对他怀疑，他每次到根据地去都不是从牛埠向湖陇游击区走，而是从牛埠先向国民党所控制的三官山脚下走去，经汪田、合毛河，过黄姑闸附近绕道往巢无地区。他回牛埠也是走此路线，先到三官山下国民党所控制的区域，再回到牛埠。据赵平同志所知，唐晓光负责财委工作那几年，为新四军购买过好几批武器弹药，都是迪民给购买的；有些是迪民从土桥那边日伪军中买的，有些是他从三官山区国民党军队中买的。
　　1942年春末夏初的一天，无为西南地区货检处处长徐复初同志（1943年在沿江的彭泽牺牲），到其所属湖陇货管分局，分局长是马干章。徐复初同志将所带1万元法币（国民党的货币）交马干章，嘱他送到牛埠附近的中分马村马竹波家（塾师，与迪民同宗，是迪民侄辈）交给迪民。干章将款送去，迪民已在竹波家等着。他收了款，还打了收条，并与干章同在竹波家吃过饭才各自回去。当时1石米（合现在市秤约200斤）值10元上下，1万元是笔巨款。徐未说明何用，干章也不好多问，但现在可以肯定那是给迪民购买武器弹药的。1948年九十月，我在三官山区打游击，迪民长子马尔康当时十三四岁，从牛埠到三官山冲找到我，由我介绍他到皖西二分区卫生员培训班受训。在此前后，我三官山游击区昆山乡乡长马宗祥（1952年病逝，家住中分马村，与迪民和我是同宗弟兄）和我谈起迪民遗孤遗孀生活困难情况，曾谈到迪民生前为新四军买过很多 械 ，有的装到棺材里从牛埠运走的，有的在三官山冲里装进大毛竹里运走的。我因他说不清具体过程和细节，那时也无搞清这类问题的必要和可能，遂半信半疑淡然置之。现在看来，他所说之事是可信的。
　　1941年夏季，朱葆真同志为无为县顽固派所猜疑，他急欲走脱，但一时又未能去根据地，滞留在牛埠，隐居迪民家中数月之久。此间迪民视如手足，处处关心，直到他后来去根据地。
　　王光钧同志家住牛埠郊区，早年就与牛埠的许多知识青年相认识，有交往。但抗战开始以后，有的安于家庭快乐，有的胆小怕事，有的到国民党方面做官，大都冷落和疏远了，唯迪民一如既住。自光钧同志参加革命和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对光钧更亲切，更靠近，处处给予关照和帮助，经常给光钧提供情报。有时光钧派马芳银或戴汝谷去取，有时迪民将情报送出来。1942年春节期间，光钧回家探亲，去过牛埠，那年春，他又约戴衍芳同志到牛埠小小酒家碰头，谈工作。当时，光钧还带着桐东一个会拳术的中年同志在身边保护。迪民对他们非常热情，亲自将他们安排在较僻静的小房间吃茶。哪知不多一会，迪民带着紧张神情跑去告知光钧，“ 军队已向西关开来”，并急忙带着光钧等同志经迪民家里从后门把他们送出去。光钧在牛埠也很熟悉，他经周化云同志所住屋后小巷子里向灵壁山方向急奔，刚跑出牛埠镇外，西关的 声已响了。他后来才知道那是顽固派的预谋，不是迪民的警觉和掩护是很难走脱的。
　　1943年春节前夕，我从淮南津浦路东返抵皖江，曾回老家探亲。我们村里都知道迪民在牛埠开小小酒家，他们对他当0会长很欣赏。村里往来于牛埠的肩挑小贩（贩卖篾货竹器）还述说牛埠顽固派的种种丑行和罪行，但他们对迪民赞扬备至，说迪民常为受-者说情、讲理，甚至据理力争。在他们心目中，迪民是保护他们的红伞，所以他们才敢于来往于牛埠。那年5月，我从湖东办事处调回我老家所在的无为五区，王光钧、许骥等同志谈到迪民也都称赞他对革命有认识，积极主动地对革命进行帮助（他们都和我一样，不知道迪民与唐晓光的革命关系）。我对迪民是了解的，他热情，有见解，敢作敢为，但也很天真。我预感他在那样复杂的牛埠镇内很不安全，很想有机会找他谈谈，提醒他。但牛埠在顽固派控制下，我不能随便去，他也不能轻易出来，真是咫尺天涯。我正考虑何时何地谁去找他较为合适，哪知迪民已知道我回五区，不多日，他忽从牛埠来到湖陇附近我所在的大李村看我。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我们阔别好几年又能平安地相见，彼此都感到无法形容的喜悦。
　　那天晚间，我带领他悄悄地经过日寇在山头筑有碉堡的石臼 山脚下，同返祖居的马家坝投宿，记得我们抵足同眠，漫谈许多家事国事。我深信迪民是革命的，但担心他在牛埠处境危险，动员他到游击地区或根据地来脱产参加革命。他说：“他们（按：指牛埠那些 分子）无非要钱。我大钱没有，人都知道，小钱我又舍得花。”意思是说，他在牛埠人缘好，关系好，不至于出问题。我对他的话很不以为然，认为他只看到 派在经济方面的贪得，未能认识他们政治上的狠毒。但他总认为他可以坚持下去。我怪他有些麻痹，我哪知他和唐晓光的关系，哪知他留在牛埠负有革命任务和使命，只是他不便向我吐露罢了。我当时还想，以后有机会再说服他，哪知那次相见竟成永别！
　　1943年7月的一个晚间，我在湖陇附近大许村投宿。当时天已炎热，我和村里不少人纳凉谈天，惊悉迪民惨遭国民党顽固派杀害，我悲痛万分，夜不能寐，连续许多天都很难过，曾作《悼迪民同志》诗一首：
　　阔别三年信未通，归来相见亦匆匆。
　　生平抱负驱倭寇，一片真诚向大同。
　　可恨奸顽逞兽性，但期血泪化霓虹。
　　难忘促膝谈家国，满腹豪情笑语中。
　　迪民之死是牛埠大商店的大老板、大恶霸、-分子戴汝传的告密和一手策划的，顽固派县长何国强派特务沈奎、费生胜和秦晓轩等下手的。他们在天刚破晓，闯入迪民家中，径入卧室将迪民从床上拉起，不由分说，不让穿衣，绑架到牛埠镇外 杀了。他们还留张字条放在死者身边，说是王光钧同志派他们干的。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手法太卑劣，用心太可耻！
　　解放后，-分子戴汝传和沈奎等几个特务未能逃脱人民的法网，受到镇压，不但人心大快，亦乃天理昭彰。
　　（马迪民是我同高祖的堂弟。他参加革命时，我已随军撤离无为。此文主要依据赵平、王光钧两同志和马干章所写书面回忆编写的。我感谢他们。赵平离休前是合肥市委副书记和安徽省直党委副书记。王光钧离休前是江苏省南通市委副书记和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干章是安庆地区糖业烟酒专卖公司离休干部）
　　来源:安徽文史资料（巢湖卷） 作者:马数鸣 经历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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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公元1943年)去世的名人：